表 3. Conne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magnetoencephalogram signals in depression.

抑郁症的脑磁图信号连通性特征

文献	试验范式		试验对象		研究方法		主要结论
[36]	情绪图片刺激范式		5 名抑郁症患者和 11 名健康对照		基于多项式核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在消极情绪刺激下，抑郁症患者额叶—枕叶区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指数高于正常对照组
[37]	情绪图片刺激范式		6 名抑郁症患者和 11 名健康对照		基于多项式核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抑郁症患者在消极情绪刺激下，其β频段额叶—枕叶区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指数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9]	情绪图片刺激范式		106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56 名健康对照		功率包络相关性；基于相干源动态成像的源定位		在低γ频段，面对消极情绪刺激时，重度抑郁症患者额顶控制网络—默认模式网络间的功率包络相关性增强
[39]	情绪图片刺激范式		108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64 名健康对照		功率包络相关性；基于线性约束最小方差的源定位		相较于正常对照组，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消极情绪刺激早期（0～100 ms），表现出β频段的左侧海马旁回—楔叶功率包络相关性降低，在消极情绪刺激晚期（250～400 ms），患者β频段的皮质—边缘系统—纹状体功率包络相关性也呈现降低的趋势
[14]	反应—反应抑制范式		31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19 名健康对照		功率包络相关性；基于最小范数估计的源定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在反应抑制任务中，其 β 频段左侧初级运动皮层—前辅助运动区的功率包络相关性增强，而低 γ 频段右侧额下回—前辅助运动区的功率包络相关性减弱
[40]	反应—反应抑制范式		20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18 名健康对照		皮尔逊相关系数；基于最小范数估计的源定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在执行反应抑制任务时，其左额上回—右额下回、左额上回—右杏仁核以及左额上回—右海马旁回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增强
[41]	静息态		29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25 名健康对照		幅度包络相关性；基于合成孔径磁力测量的源定位		选取了 32 个感兴趣区（默认模式网络、显著网络、中央执行网络、丘脑、海马、前扣带皮层、杏仁核、眶额叶皮质）的节点，相较于正常对照组，重度抑郁症患者 δ 和 θ 频段节点间的平均幅度包络相关性增强，而 α 和 β 频段节点间的平均幅度包络相关性减弱
[42]	静息态		31 名预后良好重度抑郁症患者、21 名预后不良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48 名健康对照		幅度包络相关性；基于线性约束最小方差的源定位		预后良好的抑郁症患者，其默认模式网络—中央执行网络的 α 和 β 频段幅度包络相关性增强。
[45]	静息态		27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和 25 名健康对照		相位幅度耦合；基于线性约束最小方差的源定位		高自杀风险组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与低自杀风险组和正常对照组相比，其右侧尾状核—左侧丘脑 α 频段的相位幅度耦合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