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是指发生在0~18岁的潜在创伤性经历。ACEs青少年存在突出的情绪调节障碍、人际关系不稳定、应对能力低下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目前,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ACEs青少年所处的生态系统影响了其心理健康状况。微观系统方面的亲子关系、学校环境、同伴关系和中观系统中的亲子关系、其他人际关系与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外观系统的邻里凝聚、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宏观系统中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均会对ACEs青少年心理行为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历时系统方面,遭受ACEs的时间及频率的不同对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
Keywords: 童年不良经历青少年, 生态系统理论, 心理健康, 影响因素
Abstrac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 is potentially negative experience that occurs between 0 and 18 years old. The ACE adolescents have promin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emotional regulation disorder, unstab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or coping ability,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Until now,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ACE adolescents are not clear, but it is certain that the ecosystem in which ACE adolescents life affects their mental health. Specifically,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e peer relationship in the micro-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oth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meso-system have been confirmed to b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ACE adolescents. In the appearance system, the neighborhood cohesion, the level of family incom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and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macro-system all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E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s. In the diachronic system, the time and frequency of suffering from AC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regarding the ACE adolescents.
Keyword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ecosystem theory, ment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是指发生在0~18岁的潜在创伤性经历,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或在功能不全家庭(家庭成员酗酒、吸毒或有精神疾病等)中的成长经历[1]。据统计,全球约有1/3的人口经历过ACEs[2],而中国ACEs流行情况更为严峻,青少年检出率可达到79.01%[3],故可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ACEs作为一种复杂的应激源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发生抑郁的风险性较无童年期虐待者增加了2.84倍[4],ACEs造成的经济负担占全球GDP的8%[5],给自身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进一步研究[6]显示:青春期是ACEs与心理健康问题关联最密切的阶段。因此,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以期为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文献检索与筛选
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及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Elsevier、SpringerLink等数据库对2015—2021年国内外有关于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及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检索。中文检索词为“童年期不良经历”“童年期虐待”“童年创伤经历”“儿童期逆境”“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抑郁”“焦虑”,英文检索词为“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child maltreatment”“adverse childhood events”“childhood adversity”“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psycho-pathology”等。
基于研究目的,确定文献初步纳入标准为:1)研究人群必须符合ACEs的定义;2)研究必须报告了ACEs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系数(r)或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即至少包括一种类型的ACE与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3)样本量大小确定。本研究经筛选最终得到58篇符合标准的有效文献,包括21篇中文文献、37篇英文文献。
2. ACEs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效应
世界卫生组织[7]《综合心理健康行动计划2013—2020》将心理健康列为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并强调青少年和儿童心理健康的重点应放在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建立社会关系、学习能力和积极的认知能力。而综合已有研究[2, 4]发现ACEs青少年在上述心理健康维度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2.1. 情绪调节障碍
情绪调节障碍是指在特定环境下个体难以识别、监控和调节情绪反应[8]。童年期逆境对青少年的情绪发展极为不利,影响其情绪调节、情绪理解、情绪表达等能力的发展[9]。Dunn等[10]发现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情绪失调症状得分高出正常同龄人9.94分。研究[11]显示ACEs可以阻碍个体积极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是个体情绪调节障碍的重要根源。而且,ACEs青少年往往难以识别和理解自我情绪,更易表现出易怒、暴躁、喜怒无常等不良情绪[12],导致其产生挥之不去的负面自我评价[13],从而引发后续的焦虑和抑郁症状[14]。
2.2. 人际关系不稳定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形成的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心理联系[15],主要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等方面。ACEs青少年存在多种类型的人际关系问题[16]。研究[17]显示ACEs损伤了亲子关系,使青少年产生对亲情的不确定,开始恐惧并逃避和同龄人的社交活动,增加社交焦虑症的发生风险。孙琰等[18]进行的一项包括1 040名小学生及其父母的研究发现身体虐待与师生关系呈负相关,遭受身体虐待越严重,师生关系的消极影响也越大。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关键场所,敌对的亲子关系导致个体采取敌对或者攻击的交际方式来处理各类人际关系(比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从而形成消极的人际交往模式。
2.3. 应对能力低下
应对能力是指面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社会适应能力[19]。研究[20]显示ACEs青少年多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问题型、回避型和情绪型)来应对压力性生活事件。Arslan等[21]发现:情感虐待程度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问题型应对策略,其心理内化和外化问题更加明显,而积极应对则可以部分缓解情感虐待的负面影响。冀云[22]认为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更多采取回避应对策略来应对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成年期人格的发展。此外,情绪型应对方式可能会使个体加重日常感知的压力水平,进而增加了个体心理问题的发生风险[23]。
2.4. 认知功能障碍
认知是大脑接受外界信息后经过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获取或应用知识的过程[24]。ACEs青少年主要存在记忆能力、智力和执行功能下降等认知功能障碍。具体表现为与未经历过ACEs的个体相比,67%的ACEs青少年存在视觉情景记忆障碍[25];英国的一项双胞胎纵向研究[26]证实ACEs预示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智商受损;季善玲等[27]通过对658名大学生进行执行功能测量发现ACEs与执行功能的抑制能力成正相关(r=0.5,P<0.05);与未暴露者相比,暴露于ACE的精神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得分更低(分别为72和56.7分)[28]。
总之,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个方面造成深远的不良影响,提示应积极筛查ACEs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同时还应重视通过良好的情绪调节、人际交往技能的干预以及培养个体积极的应对策略和认知方式,从而缓解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3. 生态系统理论下的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29]认为青少年的发展受个体自身特点和多重环境的影响,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且各个系统相互渗透并影响个体的发展。
3.1. 个体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29]认为个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地去参与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和环境形成动态的相互联系。
3.1.1. 人口经济学因素
与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人口经济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等,但性别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如国外一项荟萃分析[30]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易患有抑郁和焦虑症,女性感知压力的能力是男性的3.4倍;而Mcanee等[31]对遭受性虐待的群体研究发现男性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是女生的1.5倍。年龄是影响ACEs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的重要因素,Croft等[6]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青少年(11~17岁)时期遭受ACEs是个体罹患心理疾病的高敏感阶段。于增艳等[32]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青春期是童年期逆境和个体抑郁关联影响最大的时期。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结合人群的特点分析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3.1.2. 心理学因素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升学压力日益增加,各种心理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但不同属性的心理学因素对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有所不同。不同个性特征[33-34]的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有所差异,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水平越高,个体焦虑和抑郁水平越低;神经质、自我中心以及情绪不稳定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更高。此外,心理弹性一直被认为可以缓冲童年逆境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ACEs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保护性因子[35]。Fritz等[36]用荟萃分析探究心理弹性与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联时发现: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可以更好地调节自我,积极应对压力事件。因此,深入探讨心理因素的不同属性对ACEs青少年的作用,对于制订精准、有效的干预策略十分必要。
3.1.3. 生物学因素
相关研究[37]显示:炎症因子水平异常和端粒长度可能是ACEs个体后期出现身心健康问题的关键生物指标。一项荟萃分析[38]发现ACEs显著影响个体的免疫系统,并与炎症标志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其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效应值最大,其次是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急性期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且不同类型的ACEs对炎症因子的影响存在差异。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与TNF-α和IL-6的显著升高有关。CRP则主要与童年期缺失父母有关。此外,Ridout等[39]认为遭受ACEs和端粒长度缩短有关,暴露ACEs的时间越早影响越显著,进而可能引发个体代谢改变、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的增加。并且,童年期遭受虐待相较于其他形式的ACEs对端粒长度影响力更大。然而,ACEs与炎症因子水平和端粒长度改变的相关机制尚不清楚,尚需有针对性地开展前瞻性研究加以探讨。
3.2. 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29]是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其中家庭和学校是个体最重要的微观系统,家庭、学校环境和同伴关系都对ACEs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影响。
3.2.1.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家庭环境中的核心关系,对于个体发展其他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17, 40]显示:亲子关系以及有效的亲子互动与个体内化和外化行为等多种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英国一项纵向研究[41]显示童年期逆境可能会降低父母亲子关系的期望和满意程度,而这种亲子互动功能障碍会削弱孩子应对逆境的能力。蒋志成等[42]发现低水平亲子关系可引发青少年更多的负面情绪,导致其自伤行为发生率提高。而温暖的亲子关系[43]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不良邻里关系和家庭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能进一步提高个体对不同类型环境风险的情绪和行为的适应能力。
3.2.2. 学校环境
学校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场所。有学者[44]发现加强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可以缓冲ACEs造成的不良后果,对于学业成绩差、遭受身体虐待和言语暴力以及参与校园欺凌的学生,可以通过学校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来满足ACEs青少年在情感、社交和学业各方面的需求。易灵敏[45]对1 33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家庭状况和童年期逆境对个体行为问题的影响,发现青少年学业不良易导致家庭和学校对学生的否认、指责和歧视,学生自尊感降低。并且遭受童年虐待的青少年通过模仿暴力亲子互动,增加了自身的不良道德品质(如道德推脱、愤怒特质)以及低水平的师生关系,易导致个体成为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者[46-47]。
3.2.3. 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研究[48]显示高水平的ACEs与个体社交能力受损有关,并且存在低自尊和自信心缺乏的问题,表现出人际关系敏感以及更多的社交焦虑,这些都是抑郁的易感因素。Healy等[49]的队列研究发现:较低的同伴安全感和高水平的同伴疏离是ACEs青少年发生精神病理的危险因素。并且遭受ACEs的个体在社交过程中常表现出更高的羞耻感和内疚感,难以向他人敞开心扉和吐露心声,易产生社交焦虑[50]。因此导致个体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社会交往,形成孤立、退缩的人际交往模式[48]。
3.3. 中观系统
中观系统[29]是由两个或多个微观系统的相互关系组成。如果微观系统之间存在较强的积极联系,自我发展可能最优化。反之,微观系统间的消极联系则会导致负面后果[29]。有研究[18, 40, 51]显示:遭受家庭沟通障碍以及不良亲子互动的个体亲子依恋质量差,自我意识及评价水平较低,不利于与同伴及老师建立积极的联系。Patricia等[52]发现随着家庭功能障碍水平的增加,ACEs青少年对未来期望值水平降低,并且在与同龄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自卑的交往模式,不利于个体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也有学者[18]认为遭受身体虐待青少年易受冲突的亲子互动模式的影响,导致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而表现出更多的消极行为,从而形成消极的师生关系。
3.4. 外观系统
外观系统[29]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邻里凝聚、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父母的文化程度等。生活在低质量邻里环境中的父母和孩子表现出更频繁的攻击行为,增加了对子女的虐待和忽视,同时也增加了孩子的消极情绪和行为[53]。研究[35]显示低收入家庭的ACEs青少年心理弹性水平较低,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经济贫困造成可利用资源减少,容易形成自卑心理。Bouvette-Turcot等[54]的研究也表明ACEs青少年精神疾病的代际传播受到家庭经济收入以及母亲文化程度的双重影响。今后的研究还需充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在童年期逆境和子女精神病理代际传播中的机制。
3.5. 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29]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外部系统所属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育儿理念有着不同的建构。西方家庭人际关系基本不存在等级关系,亲子之间更加注重平等和友爱。相比之下,中国更加推崇“长幼有序”和“孝”文化,因此父母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常被认为是合理化的管教方式[55]。进一步研究[56]显示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权威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可以促进孩子们共情能力的发展,专制型教养方式则与孩子较低的自尊与情绪失调有关。而中国忽视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会增加健康危险行为的发展[57]。综上,不同的家庭育儿理念会对ACEs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既往研究较少,需要设计更多的对照研究来进一步探讨。
3.6. 历时系统
历时系统[29, 33]把时间作为研究个体发展中心理变化的参照体系。童年逆境累积伤害是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显著的时间系统影响因素。不同的ACEs暴露的时间和频率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也不同。研究[6]发现:早期暴露于ACEs的个体健康影响更大,其中青春期是ACEs个体罹患精神疾病的最敏感时期。这与暴露于ACEs的青少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的激活和焦虑程度更加敏感有关[6]。Wiehn等[58]研究了ACEs与健康危险行为的累积效应,发现遭受4种及以上ACEs与吸烟、吸毒、早期性交、多个性伴侣和自杀倾向有关,并且暴露ACEs的个数与健康危险行为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总之,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多个方面。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不是某一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47]。并且,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大小尚不清楚,还需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明确主要的影响因素。
4. 结 语
ACEs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庞大的流行率,并且其造成的情绪功能障碍、人际关系不稳定、应对能力低下、认知功能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尤为显著。目前国内外有关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设计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现有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因此不能假定因果关系。未来应建立深入的队列研究,进一步揭示累积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对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带来的潜在的动态影响。2)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但哪些为首要影响因素尚不清楚,未来应进行定量研究以确定主要的影响因素,并尝试探索ACEs青少年所处环境中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以期更全面地揭示生态系统对ACEs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基金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17K104)。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Innovative Platform Open Fund of Hunan Education Department, China (17K104).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称无任何利益冲突。
原文网址
http://xbyxb.csu.edu.cn/xbwk/fileup/PDF/20211112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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