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看待精神疾病态度与医患关系和抑郁焦虑水平关系的网络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

At present,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tense. The prevale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Negative attitudes of medical workers toward mental problems may aggravate the doctor-patient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medical worker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lex network relationships between outpatient medical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problem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epression/anxiety levels.

Methods

A total of 578 outpatient medical staff from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167 males, 411 female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problem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and depression/anxiety symptoms. Network analysis was conducted separately to construct the “attitude towards mental problem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depression-anxiety related network”.

Results

The edge between “M15 (insulting words)” and “D8 (waste time)” showed the strongest strength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mental problem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M15 (insulting words)” had the highest bridge strength in the net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motional variables, “P1 (anhedonia)” showed the most obvious association with “D10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M2 (poor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sychiatric attitudes, and “P1 (anhedonia)” was the key bridge symptom in the network.

Conclusion

The “insulting words” may be an intervention target for medical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problems. The “anhedonia” in depression is the potential symptom that needs to be treated. Intervention targeting these variables may b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medical workers a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近几年来国内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1]。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工作环境下，医务人员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发生率逐年增高，这些负面情绪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消极的工作态度，进一步导致医患关系恶化^[2]。

研究^[3-5]发现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对待精神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着误解和消极的态度。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不仅与医患矛盾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还会使得其自身寻求帮助和治疗的意愿大大下降，这很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无法缓解，并进一步加重^[6-8]。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状态这三者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对此仍缺乏更加深入、大样本量的调查。

网络分析可更为直观地呈现症候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识别对于连接不同症候群起到关键作用的“桥梁变量”^[9-10]。这些“桥梁变量”有助于理解症候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寻找针对性干预的靶点。为探究三者的作用关系和关键变量，从而进行改善医患关系的针对性干预，本研究使用网络分析实现这些复杂因素之间关系的可视化。目前采用此种方式进行调查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综合医院的门诊各科室医务人员为对象，通过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医方报告的医患关系和医务人员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和“桥梁变量”，并探讨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在其抑郁焦虑情绪和医患关系水平中扮演的角色，以便针对性地向医务人员提供处理精神心理疾病的宣传教育，为减轻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作出提示，也为改善医患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2年2月10日至10月20日，选取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门诊包括实习生在内的各科室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自愿签署知情同意并正确填写问卷。排除标准：1)数据缺失过多或极端数据；2)既往有精神疾病史者。

本研究已通过我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3)伦审[临研]第(045)号]。所有参与者均在问卷答题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一般资料问卷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接受精神病学的教育方式等人口学资料。

1.2.2. 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

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MICA)由英国学者Gabbidon等^[11]编制，使用对象为医疗保健行业从业者。国内学者李洁等^[12]引进并翻译为中文版，克龙巴赫α系数为0.72，重测信度为0.76，表面效度良好。采用1~6分计分制(1分=非常同意，6分=非常不同意)，其中条目3、9、10、11和16为正向计分，其余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医疗保健行业从业者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越消极。本研究为便于分析，症状网络所用得分为条目的反向计分。

1.2.3. 医患关系量表

医患关系量表(Difficult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DDPRQ)-10是由Hahn等^[13]在DDPRQ-30的基础上编制的基于医方视角(针对医生)评价医患关系的量表，中文版由杨慧^[14]译制，克龙巴赫α系数为0.64~0.68，重测信度为0.96~0.98，内容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医患关系。该量表包括10个条目，采用1~6分计分制(1分=完全不，6分=非常)，其中1、7、9条目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医患关系越差。

1.2.4. 患者健康问卷

患者健康问卷-2(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re-2，PHQ-2)由PHQ-9的前2个条目组成，主要用于评估患者过去2周内的感受改变情况。采用0~3级评分(0分=未出现，3分=几乎每天都出现)，总分≥3分为抑郁症状筛查的划界分^[15]，具有较好的可信度和效度。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1.2.5. 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

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2(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2，GAD-2)由GAD-7的前2个条目组成是检验焦虑的良好工具。采用0~3级评分(0分=未出现，3分=几乎每天都出现)，总分≥3分判定为焦虑状态，有良好的敏感度和特异度^[16]。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

1.3. 数据收集

在我院门诊向医务人员发放纸质问卷收集数据。问卷前言介绍本次调查目的及相关保密原则并设置是否同意参与此次问卷调查选项，参与者同意后方可填写后续问卷。

本研究选取的量表在国内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检验。严格按照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筛选参与者并进行知情告知及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双人录入及核对，数据全部录入完成后，人工核对答卷内容，剔除不符合入组标准以及有明显填写错误的问卷。

1.4. 网络分析

为显示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在症状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本研究构建由MICA和DDPRQ-10共26个节点组成的网络。采用R语言中 “Bootnet”和“Qgraph”软件包，基于扩展贝叶斯信息准则(extension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EBIC)选择，构建高斯图像模型(Gaussian graphical model，GGM)拟合数据并按照Fruchterman-Reinold算法将其可视化^[17-18]。网络中边代表2个节点的偏相关系数，其粗细表示两节点间关系的强弱，颜色则指示相关性的方向(蓝色表示正相关性，而红色表示负相关性)。

为识别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的桥接节点，本研究计算网络的桥梁强度。桥梁强度为指定节点连接到其他症状群中节点的边权重的绝对值之和，桥梁强度越高，症状扩散到其他网络的风险越大^[10]。抑制桥梁症状时，可以停止其他症状的激活^[19]。

接着，采用非参数自举法(1 000次Bootstrap)计算95% CI，估计边权值的准确性；采用样本下降自降法(1 000次Bootstrap)计算稳定性系数，评估桥梁强度的稳定性。研究^[9]表明稳定性系数最好应高于0.50，最低不小于0.25。最后，对边权值和桥梁强度进行差异性检验(1 000次Bootstrap)，评估2个边权值和2个桥梁强度之间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显著性水平α=0.05)。

为探究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与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的关系，本研究加入抑郁和焦虑的相关变量来构建共30个节点的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抑郁焦虑网络，并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网络指标的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overline{x}$ ±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第1四分位数，第3四分位数)[M(P _25， P ₇₅)]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人口学特征在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态度、医方报告的医患关系以及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情绪上是否存在差异。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剔除无效数据后，本研究有效参与者共578人，167人(28.9%)为男性，411人(71.1%)为女性，年龄为(34.17±10.55)岁。其中262人(45.3%)接受过的精神病学教育为本科或继续教育，97人(16.8%)自学过精神病学相关知识，而219人(37.9%)从未接受精神病学教育。

578名医务工作者对于精神心理疾病态度的得分为49.01±7.76，医患关系的得分为28.03±5.68，抑郁情况的得分为1.08±1.16，焦虑情况的平均得分为1.14±1.23，115名(19.9%)医务人员处于抑郁状态，114名(19.7%)处于焦虑状态，95名(16.4%)同时处于2种状态。

MICA、DDPRQ-10、PHQ-2、GAD-2得分在医务人员性别、职业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ICA得分与医务人员的年龄、学历和接受精神病学的教育方式相关(均P<0.05，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下门诊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态度和医患关系的差异(n=578)

Table 1 Differences in attitude of outpatient medical staff to mental problem an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und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578)

变量	例数(%)	MICA得分	DDPRQ-10得分	PHQ-2得分	GAD-2得分
性别
男	167(28.9)	49.6±6.6	27.8±5.0	1.0±1.0	1.0±1.2
女	411(71.1)	48.8±8.1	28.1±5.6	1.1±1.2	1.2±1.3
t		1.275	-0.769	-1.326	-1.216
P		0.203	0.442	0.186	0.224
年龄/岁
18~30	305(52.8)	47.6±7.5	27.8±5.5	1.2±1.3	1.0±1.2
31~50	232(40.1)	50.6±7.7	28.6±5.5	1.1±1.2	1.2±1.1
51~70	41(7.1)	49.9±7.2	26.7±5.1	1.2±0.8	1.1±0.8
F		10.653	2.546	2.459	1.391
P		<0.001	0.079	0.086	0.250
学历
中专及以下	30(5.2)	49.5±9.5	28.0±5.5	1.0±1.5	0.9±1.5
专科	134(23.2)	47.9±8.1	29.8±6.0	1.1±1.2	1.1±1.3
本科	232(40.1)	50.2±7.0	28.7±5.5	1.2±1.2	1.2±1.1
硕士	79(13.7)	49.0±7.2	27.5±4.3	1.0±1.0	1.2±1.2
博士	103(17.8)	47.6±7.9	27.2±5.7	0.9±1.1	0.9±1.2
F		3.015	2.170	1.143	1.752
P		0.018	0.071	0.335	0.137

2.2. 量表得分情况

MICA、DDPRQ-10、PHQ-2、GAD-2各项目的得分情况见表2。MICA量表与DDPRQ-10量表总体得分为正常水平，PHQ-2与GAD-2量表平均得分水平较低。其中，MICA量表中的“M12”条目(“保护公众免受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是不必要”)平均得分偏高。

表2.

MICA、DDPRQ-10、PHQ-2、GAD-2各条目简写及得分情况

Table 2 Abbreviations and scores of MICA, DDPRQ-10, PHQ-2, and GAD-2

变量	例数(%)	MICA	DDPRQ-10	PHQ-2	GAD-2
接受精神病学教育方式
本科及继续教育	262(45.3)	48.0±8.1	27.5±5.3	1.0±1.1	1.1±1.2
自学	97(16.8)	49.3±6.1	28.7±5.0	1.1±1.1	1.3±1.2
未接受	219(37.9)	50.1±7.7	28.4±5.8	1.2±1.2	1.1±1.3
F		4.234	2.415	1.179	0.737
P		0.015	0.090	0.308	0.479
职业
医师	180(31.1)	49.7±8.2	28.1±5.6	1.2±1.2	1.1±1.2
护师	249(43.1)	48.4±7.6	27.7±5.4	1.1±1.2	1.2±1.2
技师	99(17.1)	49.7±7.4	28.6±4.9	1.1±1.2	1.1±1.3
其他	50(8.7)	48.3±6.4	28.2±6.2	0.8±0.9	1.1±1.4
F		1.521	0.769	1.343	0.049
P		0.208	0.512	0.259	0.985

MICA：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DDPRQ-10：医患关系量表(针对医生)-10；PHQ-2：患者健康问卷-2；GAD-2：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2。

表2.

MICA、DDPRQ-10、PHQ-2、GAD-2各条目简写及得分情况

Table 2 Abbreviations and scores of MICA, DDPRQ-10, PHQ-2, and GAD-2

条目	简写	得分
MICA
M1：我仅在必要时才去了解精神卫生知识，并且不愿意费工夫阅读更多的相关资料	不主动了解	2.87±1.38
M2：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绝不会恢复到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差	2.77±1.36
M3：在精神卫生领域工作，与其他卫生和社会服务领域一样，同样会受到尊敬	受到同样的尊重	2.60±1.44
M4：如果我患有精神疾病，我不会向我的朋友承认，因为我担心会受到不同的对待	向朋友否认	2.96±1.30
M5：严重精神病患者比其他人常常更具有危险性	患者危险性	3.88±1.38
M6：对于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卫生/社会服务工作者比其家庭成员或朋友更了解患者的生活	更加了解患者生活	3.71±1.36
M7：如果我患有精神疾病，我绝不会向我的同事承认，因为我担心会受到不同的对待	向同事否认	3.10±1.34
M8：精神卫生领域的卫生/社会服务专业人员并不像真正的卫生/社会服务专业人员	专业性低	2.48±1.30
M9：如果上级同事指示我去用一种不尊重的方式对待精神疾病患者，那么我将不会遵循他们的指示	反对不尊重对待	2.89±1.53
M10：我与精神疾病患者谈话，和我与躯体疾病患者谈话一样感到舒服	谈话舒适	3.68±1.33
M11：重要的是，支持精神疾病患者的卫生/社会服务专业人员也要评估并确保他们的躯体健康	确保躯体健康	2.60±1.43
M12：保护公众免受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伤害是不必要的	无需保护公众	4.80±1.34
M13：如果精神疾病患者诉说胸痛，我会把这些症状归因于他们的精神疾病	盲目归因	2.48±1.09
M14：不要期待全科医生对有精神症状的人完成全面的评估，因为他们可以转诊给精神科医生	转诊意愿	3.32±1.34
M15：我会使用“疯狂”“疯子”“发疯”等词向同事描述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精神疾病患者	侮辱性描述	2.11±1.05
M16：如果有同事告诉我，他们患有精神疾病，我仍然愿意与他们工作	共同工作	3.13±1.33

条目	简写	得分
DDPRQ-10
D1：在今天见到您的患者后您是否希望对他们进行下一次随访？	希望随访	3.17±1.44
D2：您是否发现您的患者中有患者很灰心、颓废？	患者灰心程度	3.32±1.36
D3：您的患者是否想要控制您对于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决策？	患者控制欲	2.66±1.14
D4：您是否被您的患者不明确地向您抱怨病情弄得很恼火或沮丧？	恼火沮丧	2.74±1.14
D5：您的患者是否有自暴自弃的倾向？	患者自暴自弃	2.67±1.22
D6：您是否发现自己的潜意识中(私底下)希望您的患者不要再来？	希望不再随访	2.38±1.23
D7：今天当您见到您的患者时，您是否感觉轻松自在？	轻松自在	3.44±1.29
D8：您是否觉得照顾患者是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1.95±1.01
D9：您是否在照顾患者时感到有热情或激情？	热情照顾	3.42±1.31
D10：您与您的患者交流是否困难？	交流难度	2.37±1.09
PHQ-2
P1：做事情时缺乏兴趣和乐趣	快感缺失	0.61±0.67
P2：情绪低落、抑郁或无望	抑郁情绪	0.47±0.59
GAD-2
G1：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	紧张焦虑	0.66±0.71
G2：无法停止或控制自己的担忧	无法控制担忧	0.48±0.63

MICA：临床医生精神疾病态度量表；DDPRQ-10：医患关系量表(针对医生)-10；PHQ-2：患者健康问卷-2；GAD-2：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2。

2.3.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分析

2.3.1. 网络结构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包含MICA与DDPRQ-10这2个指标，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2个量表内部的节点连边相对更强。在精神心理疾病态度和医患关系症状之间，3个关联最强的边依次为“D8(浪费时间)”和“M15(侮辱性描述)”(r=0.173)、“D1(希望随访)”和“M3(受到同样的尊重)”(r=0.163)、“D8(浪费时间)”和“M8(专业性低)”(r=0.087)。

图1.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

Figure 1 Attitude towards mental problem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Blue edge repres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the red edge represent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thickness of the edge refl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correlation. MICA: 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 DDPRQ-10: Difficult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10.

2.3.2. 桥梁强度

基于桥梁强度的大小确定3个桥梁症状。MICA的“M15(侮辱性描述)”桥梁强度最高，为0.375；其次是DDPRQ-10的“D1(希望随访)”和“D8(浪费时间)”，桥梁强度分别是0.358和0.357(图2)。

图2.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的桥梁强度

Figure 2 Bridge strength of the attitude towards mental problem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2.3.3. 网络检验

本研究对该网络分别进行准确性分析(图3A)，稳定性分析(图3B)以及差异性检验(图4)。图3A显示了自举法得到的边权值的准确性，边权值95% CI较窄，表明边权值的评估是准确的。桥梁强度的相关稳定性系数为0.595(图3B)，表明桥梁强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桥梁强度、边权值的差异性检验分别见图4A、4B。

图3.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边权值的准确性(A)及桥梁强度的稳定性(B)

Figure 3 Accuracy of edge weight (A) and stability of bridge strength (B) towards mental problems-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network

A: Black line represents the average edge weights assessed using the self-help method,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the edge weights of this study sample, and the gray area represents the 95% CI obtained using the self-help method. B: The X-axis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of original sample used at each step. The Y-axis represents the average of cor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sample.

图4.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桥梁强度(A)及边权值(B)的差异性检验

Figure 4 Difference test of bridge strength (A) and edge weight (B)

Small black box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bridge strength (edge weight) between the 2 corresponding node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small gray box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values of the 2 corresponding variable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2.4. 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网络

2.4.1. 网络结构

在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添加由4项条目构成的医务人员抑郁焦虑指标，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症状网络图见图5。在最终的网络中，关联最强的边均为量表内部的关联，而外部关联分析中，关联最强的2条边依然与“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相同。

图5.

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症状网络

Figure 5 Depression-anxiety related network

MICA: Mental Illness: Clinicians’ Attitudes; DDPRQ-10: Difficult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10.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healthcare workers, assessed by the total score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and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The blue edge repres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the red edge represent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thickness of the edge refl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correlation.

在抑郁焦虑和其他条目的关联性分析中，“P1(快感缺失)”与DDPRQ-10中的“D10(交流难度)”表现出最强的关联(r=0.075)；其次是“G1(紧张焦虑)”和“D3(患者控制欲)”(r=0.062)。而对于MICA来说，“P1(快感缺失)”与“M2(生活质量差)”的关联最强(r=0.062)。

2.4.2. 桥梁强度

与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结果相似，“M15(侮辱性描述)”、“D8(浪费时间)”和“D1(希望随访)”依然是桥梁强度最高的3个变量，分别为0.428、0.364和0.361。而抑郁焦虑指标中桥梁强度最高的是“P1(快感缺失)”，为0.206(图6)。

图6.

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症状网络的桥梁强度

Figure 6 Bridge strength of the depression-anxiety related network

2.4.3. 网络检验

同样对该网络分别进行准确性分析、稳定性分析以及差异性检验。边权值95% CI较窄，表明边权值的评估准确(图7A)。桥梁强度的稳定性系数为0.517，表明桥梁强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图7B)。桥梁强度、边权值的差异性检验见图8。

图7.

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症状网络边权值的准确性(A)及桥梁强度的稳定性(B)

Figure 7 Accuracy of edge weight (A) and stability of bridge strength (B) of the depression-anxiety related network

A: Black line represents the average edge weights assessed using the self-help method,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the edge weights of this study sample, and the gray area represents the 95% CI obtained using the self-help method. B: The X-axis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of original sample used at each step. The Y-axis represents the average of cor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sample.

图8.

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症状网络的桥梁强度(A)及边权值(B)的差异性检验

Figure 8 Difference test of bridge strength (A) and edge weight (B) of the depression-anxiety related network

Small black box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bridge strength (edge weight) between the 2 corresponding node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small gray box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values of the 2 corresponding variable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主要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针对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医患关系以及医务人员的焦虑抑郁程度的复杂关系，构建“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网络”2组症状网络，分别分析变量间的关联强度和桥梁强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的态度与医务人员的年龄、学历和接受精神病学的教育方式相关。31~50岁的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的态度最为消极，这与文献[20]结果类似，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与年龄并非线性关系，对精神分裂的污名化在30~40岁的医务人员中尤为突出。与以往研究^[21]结果相似，本研究发现接受良好精神病学教育的医务人员对于精神疾病持更积极的态度。与以往对学历和精神疾病态度相关性的研究^{[20, 22]}类似，本研究结果提示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并不与学历呈正相关，这说明改善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态度的关键不是单纯的提高学历，而需要专业的精神病学教育和培训。

在精神心理疾病态度和医患关系的边中，“侮辱性描述”和“浪费时间”关联最强。这可能是因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侮辱性描述向患者传达其轻蔑态度，且医务人员认为照顾患者是浪费时间的想法违背了医者的职业动机，进而发生医患矛盾。此前的研究也强调，对患者的偏见和成见可能会改变与患者互动时的行为，影响医患关系^[23]。研究^[24-25]发现，从医生和患者对医患沟通的表现和需求来看，“交流中使用病人名字”“积极鼓励的态度”“尊重的方式”“疾病知识的科普”等代替对患者的侮辱性描述，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式是减少医患矛盾的突破口。

网络的关联分析显示：与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相比，医患关系与抑郁焦虑的相关性更强，即与自身对精神疾病的消极态度相比，医患矛盾对医务人员焦虑抑郁的影响更大。“交流困难”与“快感缺失”关联最强，这表示医务人员与患者沟通的困难程度和他们自身的快感缺失体验有关。医务人员快感缺失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医患沟通的工作，而医患沟通是否顺利有效直接影响着医患关系能否改善^{[2, 26]}。此外，“快感缺失”和“患者生活质量差”关联最强，原因可能是：一方面，若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医务人员认为其绝不会恢复到拥有良好生活质量的态度，对治愈疾病(包括精神疾病与非精神疾病)的自我效能感低，而导致快感缺失，加重抑郁状态^[27-29]；另一方面，若医务人员自身处于抑郁状态，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悲观消极态度会导致其快感缺失，加重抑郁状态。

“精神疾病态度-医患关系”网络的桥梁强度分析结果表明：“侮辱性描述”“浪费时间”“期待随访”作为精神心理疾病态度和医患关系之间的桥梁节点出现，且“侮辱性描述”具有最高的桥梁强度，表明其与医患关系有更强的联系。因此，从改善医务人员对精神心理问题态度的角度看，针对“对患者的侮辱性描述”进行靶向干预可能比MICA中其他变量更有效地缓解医患矛盾。当网络中加入抑郁焦虑指标之后，较强的桥梁节点情况依然不变，但“快感缺失”成为最高桥梁强度的新变量，说明快感缺失会加剧医患关系恶化，相关研究也发现医务人员的快感缺失与职业倦怠水平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到医患关系^[30-31]。且相比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桥梁强度更高。以往研究^[2]也发现，与焦虑症状相比，医务人员的抑郁情绪与医患紧张度关系更加紧密。因此笔者推测抑郁症状是与医务人员的医患关系联系更大的1个变量。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高压环境下，医务人员较高的职业倦怠又会对患者的治疗产生不利影响而激化矛盾，且因个人成就感较低而共同促进抑郁症状^[32]。医务人员的快感缺失还提示“共病”的可能，即与医患关系及医生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消极态度都存在联系。由于医生对精神疾病的消极态度，他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并分辨倦怠或抑郁焦虑的症状，更不经常寻求帮助^[33]，由此导致情绪问题的加重，进而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因此，对医务人员进行精神心理方面的宣教培训，提高求救意识和治疗积极性，改善医务人员的抑郁状态，可能有利于解决医患矛盾这一难题。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即无法确定节点间的方向性以及对变量是否具有解释性。第二，未区分不同从业经验、不同收入等处于不同层次的医务人员。不同层次的医务人员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可能有较大差异。例如以往研究^[34]发现，与较高收入组相比，中等收入群体对精神疾病的态度更为消极。对医务人员群体的分层分析可探索缓解医患矛盾更为具体的途径。未来的研究应当做出更细致的划分，对不同群体进行分析和比较。第三，从业经验较少的人对精神疾病污名化水平更高，也面临更多的医患矛盾^[35]。由于结果高度依赖变量，不同类型的医务人员可能有不同的网络模式，因此需要对这些参与者进行更多的研究。

综上，本研究以综合医院门诊医务人员为对象，通过网络分析法来研究他们对待精神心理疾病的态度、抑郁焦虑与医患关系的症状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对精神疾病态度中的“侮辱性描述”是最重要的桥梁节点，抑郁指标中的“快感缺失”是需要改善的核心症状，对此进行针对性干预可能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并改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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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

基金资助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2021ZD0202000)。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Sci-Tech Innovation 2030 Agenda, China (2021ZD0202000).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称无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

柯纯溪、陈雅菲、鞠玉朦 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修改；肖楚曼 数据分析；李云静、吕冠仪、娄艳、陈亚平、陈雨晴 数据采集；张燕、龚红辉 论文指导及修改。所有作者阅读并同意最终的文本。

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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