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对典型谣言正确甄别率的调查

Abstract

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简称为新冠)流行期间，谣言的广泛传播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本研究旨在了解公众对典型新冠谣言的甄别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使用问卷星电子问卷进行匿名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参与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获取新冠信息的途径和对14条典型新冠谣言的判断。估算谣言的甄别正确率及95%置信区间，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谣言甄别正确率与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关联。

结果

共收集2 087份有效问卷。参与者以女性(62.7%)、35岁以下人群(63.4%)为主，文化程度以大专/本科(47.3%)和硕士及以上(39.1%)为主，获取新冠信息的途径为网络媒体的参与者占91.0%。不同性别、年龄段和文化程度参与者获取新冠信息的途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参与者对14条谣言的正确甄别率介于67.4%~98.6%，其中4条谣言的正确甄别率低于80%。女性对9条谣言的正确甄别率均高于男性(均P<0.05)。不同年龄段参与者对第5、6、10、12、13条谣言的正确甄别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对其他谣言的甄别存在差异(均P<0.05)。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参与者谣言正确甄别率更高(P<0.05)。

结论

新冠流行期间仍有少部分公众无法正确甄别典型的谣言。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与部分谣言的正确甄别存在关联。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新冠谣言的辟谣力度，以提升公众正确甄别谣言的能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疫情的暴发为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乃至秩序动乱称为信息疫情^[2]。谣言的广泛传播不仅会无端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还可能使公众采取错误的防护措施，严重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3]。

部分民众传播错误信息的原因之一是自身缺乏鉴别谣言的能力^[4]。在疫情较为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大量的COVID-19谣言在社会中传播，尽管政府部门、专业技术机构和媒体都设立了专门栏目驳斥谣言，但仍有部分谣言在社会中广泛传播^[5]。既往研究^[6]报道谣言传播与新闻媒介使用者的年龄、社会地位和网络使用情况相关。然而，目前尚无研究报道中国公众在COVID-19流行期间对典型谣言的正确甄别情况，也缺乏研究谣言的正确甄别与公众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关联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在线调查评价COVID-19流行期间公众对典型谣言的正确甄别率，分析谣言正确甄别与公众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之间的关联，以期为未来更好地应对类似谣言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

考虑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建议尽量减少人际接触，故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在微信群及朋友圈中推送网络调查问卷，吸引公众参加在线现况调查，于2020年5月15至19日之间完成数据收集工作。本研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审批号：XYGW-2020-34)。

1.2. 调查问卷的编制

调查参与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获取COVID-19信息途径与对14条典型COVID-19谣言正确甄别情况。COVID-19信息获取途径包括(多选)：1)报纸/广播/电视；2)政府机构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3)其他网站/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微博、豆瓣等)；4)亲朋好友当面交流；5)其他。

为强调网络信息来源对公众甄别谣言能力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参与者获取COVID-19信息途径中2)、3)的不同组合情况，将所有参与者的信息来源分为非网络媒体[不含2)和3)]、官方网络媒体[仅2)]、其他网络媒体[仅3)]、混合网络媒体[含2)和3)]4种类型。

本研究选择的典型网络谣言一方面来自WHO的辟谣专栏“Mythbuster”^[7]。截至2020年5月15日，WHO的辟谣专栏共收集21条主要的COVID-19相关谣言，涉及COVID-19的预防措施、自我诊断等方面。另一方面，本研究还纳入国内舆情监测网站“中青华云”谣言舆情^[8]中的高影响力谣言。在14条典型谣言中，第1~12条来自“Mythbuster”排名最前的12条谣言，第13、14条来自国内舆情监测网站“中青华云”谣言舆情榜单中的影响力最高的前两条谣言。谣言1~14条如下：1)猫、狗等宠物可以传播COVID-19；2)5G网络可以传播COVID-19；3)家蝇或蚊子可以传播COVID-19；4)吃大蒜可以预防COVID-19；5)洗热水澡可以预防COVID-19；6)在汤或者菜肴中加入辣椒可以治疗或预防COVID-19；7)普通肺炎疫苗可以保护人体免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8)喝酒可以预防COVID-19；9)寒冷天气或下雪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10)用盐水冲洗鼻子可以预防COVID-19；11)能够屏气超过10 s以上且没有咳嗽或不适意味着没有感染COVID-19；12)烘手器可以有效杀死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13)抗生素可以预防或治疗COVID-19；14)双黄连口服液可以预防或治疗COVID-19。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绝对数和百分率描述参与者的基本情况和构成比，χ²检验比较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参与者获取COVID-19信息途径的差异，二项分布估算14条代表性谣言的正确甄别率的95%置信区间，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谣言正确甄别率与参与者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关联。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共收集2 09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2 087份，有效率为99.6%。参与者以女性为主(1 309人，62.7%)；年龄以35岁以下为主，达63.4%(1 323人)；文化程度以“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为主，分别占47.3%(986人)和39.1%(816人)。

调查对象的COVID-19相关信息来源以“其他网站/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微博、豆瓣等)”“报纸/广播/电视”和“政府机构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为主，分别占81.8%、80.5%和72.7%。信息途径类型为“非网络媒体”的调查对象仅占9.0%(187人)，63.4%的参与者的信息来源类型为“混合网络媒体”(表1)。

表1.

本次调查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2 087)

Table 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urvey (n=2 087)

变量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778	37.3
女	1 309	62.7
年龄/岁
$<$ 35	1 323	63.4
35~44	296	14.2
45~64	447	21.4
$\ge$ 65	21	1.0
文化程度
中学及以下	285	13.6
大专/本科	986	47.3
硕士及以上	816	39.1
COVID-19信息来源(多选题)
报纸/广播/电视	1 680	80.5
政府等官方机构网站/公众号/微博	1 517	72.7
其他网站/社交媒体(朋友圈、 微博、豆瓣等)	1 780	81.8
亲朋好友当面交流	1 029	49.3
其他	425	20.4
COVID-19信息来源分类
非网络媒体	187	9.0
官方网络媒体	192	9.2
其他网络媒体	383	18.4
混合网络媒体	1 325	63.4

2.2. 不同特征参与者获取信息途径情况

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参与者获取新冠信息的途径类型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表2)。

表2.

不同特征参与者获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信息途径类型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formation sources by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特征	非网络媒体/例	官方网络媒体/例	其他网络媒体/例	混合网络媒体/例	χ2	P
性别					112.51	$<$ 0.01
男	81	89	132	475
女	105	103	251	850
年龄/岁					1 542.72	$<$ 0.01
$<$ 35	93	112	250	868
35~44	29	27	47	193
$\ge$ 45*	64	53	86	264
文化程度					1 024.81	$<$ 0.01
中学及以下	68	24	72	120
大专/本科	74	97	175	640
硕士及以上	44	71	136	565

*由于65岁以上参与者人数较少，在后续研究中将其与“45~64岁”年龄段合并分析。

与35岁以下的参与者相比，35~44岁(χ²=72.35，P<0.01)和45岁及以上(χ²=92.46，P<0.01)的参与者获取信息的途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35~44岁和45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之间获取信息的途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64.38，P<0.01)。

与中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参与者相比，大专/本科(χ²=130.41，P<0.01)和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χ²=132.78，P<0.01)的参与者获取信息的途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大专/本科与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参与者之间获取信息的途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58.93，P<0.01)。

2.3. 14条典型COVID-19谣言的甄别情况

总体来看，公众对不同COVID-19谣言的甄别正确率的范围差别较大，最高为谣言2(5G网络可以传播COVID-19)，正确率为98.6%(95% CI：98.0~99.1)，最低为谣言3(家蝇、蚊子可以传播COVID-19)，正确率为67.4%(95% CI：65.4~69.4)。甄别正确率超过95%的仅有2条，即谣言2和谣言9(寒冷天气或下雪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其他甄别正确率较低的还有谣言11和14，正确率分别为78.86%和78.68%(图1)。

图1.

2 087名参与者对14条典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的正确甄别率及其95%置信区间

Figure 1 Discrimination rat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14 typica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rumors among 2 087 participants

2.4. 谣言正确甄别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的关联

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在14条谣言中有9条甄别正确率存在性别差异，且均为女性的甄别正确率高于男性(均P<0.05)。其中谣言2、12(烘手器可以有效杀死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差异较明显(表3)。

表3.

影响被调查者正确判断14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rrect judgment of the respondents to 14 rumors of COVID-19

条目	性别(OR, 95% CI)(男性=参照)	年龄(OR, 95% CI)(<35岁=参照)		文化程度(OR, 95% CI)(中学及以下=参照)
	女性	35~44岁	≥45岁	大专/本科	硕士及以上
谣言1	0.71(0.59~0.85)*	1.35(1.03~1.77)*	1.05(0.85~1.31)	0.41(0.35~0.50)*	0.31(0.25~0.38)*
谣言2	0.28(0.16~0.49)*	0.08(0.02~0.37)*	0.15(0.08~0.28)*	0.01(0.00~0.03)*	0.02(0.01~0.05)*
谣言3	0.91(0.76~1.08)	1.73(1.33~2.23)*	1.44(1.17~1.77)*	0.44(0.37~0.52)*	0.32(0.26~0.39)*
谣言4	0.42(0.32~0.55)*	1.08(0.69~1.68)	1.42(1.06~1.90)*	0.11(0.08~0.14)*	0.06(0.04~0.09)*
谣言5	0.54(0.43~0.68)*	0.97(0.66~1.42)	1.21(0.93~1.58)	0.17(0.13~0.21)*	0.12(0.09~0.15)*
谣言6	0.45(0.34~0.58)*	1.06(0.70~1.60)	0.99(0.74~1.33)	0.14(0.11~0.18)*	0.08(0.06~0.12)*
谣言7	0.78(0.60~1.01)	0.46(0.27~0.73)*	0.50(0.37~0.69)*	0.12(0.09~0.15)*	0.08(0.06~0.11)*
谣言8	0.47(0.35~0.64)*	0.32(0.17~0.62)*	0.71(0.51~0.99)*	0.09(0.06~0.12)*	0.06(0.04~0.09)*
谣言9	0.38(0.27~0.53)*	0.60(0.34~1.03)	0.37(0.25~0.55)*	0.08(0.06~0.11)*	0.06(0.04~0.10)*
谣言10	0.58(0.47~0.73)*	0.84(0.59~1.21)	0.81(0.62~1.04)	0.25(0.20~0.30)*	0.15(0.11~0.19)*
谣言11	0.71(0.59~0.86)*	1.26(0.94~1.69)	1.45(1.16~1.81)*	0.26(0.21~0.31)*	0.26(0.21~0.32)*
谣言12	0.37(0.28~0.49)*	0.76(0.47~1.23)	1.05(0.78~1.42)	0.10(0.07~0.14)*	0.09(0.06~0.13)*
谣言13	0.47(0.38~0.58)*	0.80(0.56~1.16)	1.24(0.97~1.58)	0.26(0.21~0.32)*	0.18(0.14~0.23)*
谣言14	0.80(0.66~0.97)*	0.94(0.69~1.27)	0.75(0.60~0.96)*	0.35(0.29~0.42)*	0.22(0.17~0.27)*

14条谣言对应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变量赋值如下：错误判断=1，正确判断=0。*P<0.05；OR：优势比；CI：置信区间。

在14条谣言中，有5条(谣言5、6、10、12、13)的正确甄别率均无年龄差异(均P>0.05)。不同年龄段应答者之间的其他9条谣言正确甄别率存在差异(均 P<0.05)。与35岁以下参与者相比，35~44岁参与者对谣言2、7、8的正确甄别率更高，但对谣言1、3的正确甄别率略低(P<0.05)。45岁以上参与者比35岁以下参与者对谣言2、7、8、9、14的正确甄别率更高，但对谣言3、4、11的正确甄别率低(P<0.05，表3)。

14条谣言的正确甄别率在不同文化水平参与者之间存在差异。与文化程度为中学及以下的参与者相比，文化水平高的参与者对所有谣言的正确甄别率都要高(P<0.05)。其中，不同文化水平参与者对谣言2的正确甄别率差异最大(表3)。

3. 讨 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公众对COVID-19典型谣言的甄别情况，发现公众对不同COVID-19谣言的甄别正确率的差别较大。尽管谣言已被公开驳斥，但是仍有部分谣言公众无法正确地识别。如谣言1、3、11、14的正确甄别率均在80.0%以下，其中谣言3的正确甄别率仅为67.4%。公众正确甄别谣言的能力与其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存在关联。在大部分谣言条目中，女性甄别谣言的能力优于男性；部分谣言的甄别正确率存在年龄差异；较高的文化程度是正确甄别谣言的有利因素。

从谣言条目的内容来看，谣言1、3与常见的生物媒介相关，且得分明显低于其他条目，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关于蚊虫、宠物等容易携带病原微生物的观念所导致的。条目2在西方部分国家广泛传播^[9]，由于5G网络已经覆盖中国大部分城市，这一条目的正确甄别率接近100%。条目4~10、12的甄别正确率相近，维持在85.0%~95.0%之间，其内容也均与特定的措施(如食用大蒜、辣椒，饮酒等行为)以预防COVID-19相关。代表性谣言14中的传统中药“双黄连”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2020年1月31号“新华视点”微博发表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后，该消息被“人民网”转载，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10]。截至2020年2月1日凌晨2:30左右，微博阅读量达6.2亿，各种渠道的双黄连口服液基本脱销。尽管“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当日也在微博平台进行了辟谣，但谣言14的甄别正确率仍然偏低。“双黄连”事件提示权威机构或其他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传达的错误信息会被放大，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即使通过快速、权威的辟谣，也无法短时间内消弭其造成的影响^[11]。在疫情的信息治理中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谣言，提高权威机构的公信力。

从结果看，本研究发现不同人口特征的网络用户在鉴别COVID-19相关谣言的能力上确实存在差异。但本次调查的参与者中，女性比例达62.7%，这一比例与既往的一项针对COVID-19的在线调查^[12]的性别分布类似。性别是本研究中谣言辨析正确率的影响因素之一。在14条谣言中有9条存在辨析正确率的性别差异，且均表现为女性是正确辨析谣言的保护性因素。根据表2，男性仅使用非网络媒体的比例高于女性，这可能与不同性别获取COVID-19信息的相关途径有关。年龄因素在14条谣言中的影响作用并不一致，且在绝大多数谣言中不存在显著影响。在谣言1、3、4、11中，部分年龄较高是鉴别谣言的消极因素，而在谣言2、7、8、9、14中，部分年龄较高则表现为积极因素。其中，谣言1、3、11的总体正确率均较低，均低于80%，而谣言2、7、8、9的谣言正确率均相对较高，均高于90%。不同年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与其信息来源和社会经济地位共同影响所造成的。调查期间，国内的COVID-19疫情已被基本控制，“复工、复产”逐步推进，居民们的恐慌情绪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许多在线媒体都设置了专门的栏目以驳斥疫情相关的谣言。与仅从报纸、广播等传统非网络媒体中获取COVID-19相关信息的参与者相比，有网络信息来源的参与者有更好的辨析能力。不同年龄的谣言辨析能力差异可能与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有关，年轻人群对互联网的使用黏性更高，使用技巧更为熟练^[13]。在疫情期间，人际之间的面对面接触大大减少，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们对网络的使用^[14]。“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高龄人群更难获取在线信息。文化程度是正确辨析谣言的影响因素，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能够更好地辨析谣言。根据表2，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获取信息的途径相对文化程度较高人群更为单一，更为依赖非网络的传统媒体。

本研究具有以下3点现实意义。首先，及时发布科学准确的信息对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需要政府机构、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其次，通过多途径进行疫情的信息治理，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驳斥谣言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在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中设置专门的驳斥谣言的内容。政府权威部门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公开和积极的沟通态度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在社会媒体中与公众建立信任关系。最后，未来仍需要进一步的公共卫生风险沟通的相关研究，如如何尽早识别网络谣言、评估不同辟谣措施的有效性等。

本研究同时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无法控制调查对象的组成情况，部分特征(如65岁以上)群体的样本量偏少；为了保证应答率，控制问卷篇幅，本研究仅收集了部分人口学特征，未收集调查者的地区来源信息，未来可对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20)；湖南省社会发展领域重点研发项目(2020SK3023)。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20&ZD120) and the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2020SK3023), China.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称无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

郑铭 数据收集、分析，论文撰写与修改；李婕、成佩霞、宁佩珊 研究方案设计，论文写作、修改；胡国清 研究方案设计、实施，论文写作指导。所有作者阅读并同意最终的文本。

原文网址

http://xbyxb.csu.edu.cn/xbwk/fileup/PDF/202212170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