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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May 20;55(3):680–686. [Article in Chinese] doi: 10.12182/20240560602

青少年共情与抑郁的关系：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宇 龙 1, 新茂 徐 1, 换芳 张 1, 银辉 彭 1, 琳林 范 1, 莉华 蒋 1,2, 戈扬 宋 1,Δ, 莉 赵 1
PMCID: PMC11211767  PMID: 38948264

Abstract

目的

了解青少年共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探索家庭功能在共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潜在的中介作用。

方法

本研究为“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CPCD）” 的2022年横断面数据，使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儿童家庭功能评定量表（C-FAI）、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CES-DC），于2022年6月对成都市三所分层随机选择学校的3020名5～8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卡方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级、地区和家庭月总收入）在调查对象群体间，家庭功能、共情和抑郁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考察家庭功能、共情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采用SPSS PROCESS组件Model 4分析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共情对其抑郁症状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结果

调查对象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5.40%。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检出率在不同年级、地区、家庭月收入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状检出率在男女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抑郁症状检出率在家庭功能障碍、共情能力得分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共情得分与抑郁呈负相关（r=−0.11，P<0.001），家庭功能障碍与抑郁呈正相关（r=0.29，P<0.001），共情得分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r=−0.37，P<0.001）。家庭功能障碍在共情对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成立，直接效应为0.03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010～0.069，P<0.001〕；间接效应值为－0.096（95%CI：−0.115～−0.079，P<0.001）。直接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28.89%，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71.11%。

结论

青少年共情能力与抑郁症状相关，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共情与抑郁症状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增强青少年共情能力和家庭功能，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

Keywords: 青少年, 抑郁, 共情, 家庭功能, 中介作用

青少年时期是情感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抑郁症发生的高风险时期[1]。抑郁症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2-4]，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抑郁的流行[5]，目前抑郁症已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6-7]。青少年时期未能解决的心理问题可能对未来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增加抑郁症代际传播的风险[8-9]。共情（empathy）指分享和理解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10]。共情作为一种个体发展过程中重要认知功能指标和社会功能，已被发现和一些社会功能缺陷或异常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密切关联[11]。青少年时期个体生理和心理都在产生剧烈变化[1]，虽然个体的认知能力会逐渐发展并趋于成熟[12-13]，但激素水平的变化及环境的影响会使青少年体验到较高压力水平的情绪唤醒，易诱发情绪问题进而增加其患抑郁症的风险[14]。青少年共情能力越强，抑郁发生可能性越大[15]。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是指家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的功能。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为青少年提供更充分的精神支持，并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健康[16]。提高共情能力对青少年在逆境中保持良好家庭功能具有促进作用[17]，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也具有直接影响[18]。因此，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可能直接影响抑郁水平，也可能通过家庭功能间接作用于青少年抑郁。然而指出三者关系及关于家庭功能应用价值的研究却少有。本文拟探索共情通过家庭功能对抑郁的影响，探讨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良好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为防控青少年抑郁提供新路径。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5～8年级学生，数据来源于“成都儿童正向成长（Chengdu Positive Child Development, CPCD）队列” [19]2022年随访数据，为避免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使青少年出现应激问题，以及为准确反映当下现状，因此本文仅使用该队列2022年相关数据。排除严重精神障碍、认知障碍及无法独立完成问卷的学生。本研究已通过四川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编号：K2020025），并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

1.2. 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照经济水平将成都市各区县分为高、中、低三层次，各层次随机抽取1～2所小学、初中或九年制学校。以所抽学校5～8年级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共3225名。实际有效完成调查3020人，有效应答率为93.64%。

1.3. 调查内容

使用现场问卷自填法，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和质控员向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5～8年级学生进行指导说明，以班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含儿童及家长基本情况、共情问题、学生儿童青少年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及家庭状况等。

1.4. 调查工具

共情测评工具：使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C）（中文版）[20]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和共情性关注（Empathy Concern, EC）两个分量表评估青少年共情能力，共11个条目。采用1～6级评分方式，总分66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的共情能力越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20]。

家庭功能测评工具：采用中国家庭评估测量工具（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C-FAI）[21]评估调查对象的家庭功能，该工具涵盖了相互关系、沟通、冲突与和谐、父母关怀、父母控制五大维度，包含了31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方式，总分155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障碍程度越高，家庭功能越差。调查样本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2]。

青少年抑郁测评工具：采用儿童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CES-DC），综合评估研究对象当前的抑郁情况，共20个条目，采用0～3级评分方式，并对其中4个反向计分条目重新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者的抑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3]。

1.5. 研究变量

结局变量：结局变量为CES-DC测定的抑郁症状，CES-DC分值大于15即认定为可能存在抑郁症状，总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24]。

自变量：自变量为共情能力、家庭功能。得分越高，表明共情能力越强，家庭功能障碍程度越高。

协变量：年级、地区、家庭月总收入（2000元以下、2000～4999元、5000～9999元、10000～19999元、20000元及以上）。参考以往相关文献[22, 25]，认为不同年级、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总收入可能会对结果产生混淆。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双录入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量以率或构成比（%）表示，连续正态分布变量以Inline graphic表示。正态分布的资料组间用卡方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差异性，共情、家庭功能和抑郁之间的评分符合正态分布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PROCESS组件Model 4进行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家庭功能在共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置信水平为 95%，重复抽样次数 n =5000。若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7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第 1 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27.22% ，低于推荐的40%临界值标准，说明本研究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2.2.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5～8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2.57±1.55）岁；男性1603名（53.08%），女性1417名（46.92%）；五年级学生427名（14.14%），六年级学生399名（13.21%），七年级学生1155名（38.25%），八年级学生1039名（34.40%）；城市学生1689名（55.93%），农村学生1331名（44.07%）；家庭月收入为<2000元的学生61名（2.02%），2000～4999元的学生366名（12.12%），5000～9999元的学生667名（22.09%），10000～19999元的学生1721名（56.99%），≥20000元的学生205名（6.79%）（表1）。

表 1.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抑郁症状检出率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n Depression/
case (%)		 χ 2 P
　CNY: Chinese yuan.
Sex 0.809 0.368
　Male 1603 403 (25.14)
　Female 1417 364 (25.69)
Grade 9.837 0.020
　Fifth grade 427 105 (24.59)
　Sixth grade 399 93 (23.31)
　Seventh grade 1155 299 (25.89)
　Eighth grade 1039 270 (25.99)
Region 23.676 <0.001
　Urban 1689 412 (24.39)
　Rural 1331 355 (26.67)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CNY 19.397 0.001
　<2000 61 15 (24.59)
　2000-4999 366 93 (25.41)
　5000-9999 667 158 (23.69)
　10000-19999 1721 453 (26.32)
　≥20000 205 48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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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抑郁症状罹患情况

调查对象中，筛查出具有抑郁症状者占25.40%，在不同年级之间高年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低年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不同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市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家庭月收入为10000～19999元的学生占比最高，抑郁症状检出率也最高，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不同家庭月收入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男女学生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4. 共情、家庭环境及抑郁症状的差异性及相关性分析

见表2。与未检出抑郁症状的学生相比，检出抑郁症状的学生家庭功能障碍平均得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在家庭功能5个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检出抑郁症状的学生共情平均得分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在观点采择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表 2. Scores for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mpathy in students with or without depression.

Scores for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mpathy in students with or without depression

有无抑郁症状组在家庭功能和共情各维度得分比较

C-FAI and IRI-C Non-depression
(n=2253)		 Depression
(n=767)		 P
C-FAI score 50.15±19.56 64.36±23.19 <0.001
　Mutuality 9.00±4.46 11.83±5.56 <0.001
　Communication 8.44±4.27 11.56±5.09 <0.001
　Parental concern 10.76±5.41 14.11±6.45 <0.001
　Conflict and harmony 16.51±7.36 20.97±8.40 <0.001
　Parental control 5.50±3.06 6.66±3.00 <0.001
IRI-C score 50.52±9.82 48.11±8.82 <0.001
　Perspective taking 22.93±5.09 21.45±4.63 <0.001
　Empathy concern 22.01±0.50 22.01±0.28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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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共情得分与抑郁呈负相关（r=−0.11，P<0.001），即共情得分越高，抑郁程度检出率越低；家庭功能障碍与抑郁呈正相关（r=0.29，P<0.001），即家庭环境得分越高，抑郁检出率越高；共情得分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r=−0.37，P<0.001），即共情得分越高，家庭功能得分越低，家庭功能障碍程度越低。见表3。

表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path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path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共情与抑郁症状相关性分析

Variable Description Correlations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 P<0.001.
1. Perspective taking 22.56 5.02
2. IRI-C score 49.91 9.63 0.92***
3. Mutuality 9.72 4.92 −0.28*** −0.27***
4. Communication 9.24 4.69 −0.27*** −0.25*** 0.78***
5. Parental concern 11.61 5.87 −0.36*** −0.36*** 0.63*** 0.64***
6. Conflict and harmony 17.64 7.88 −0.38*** −0.39*** 0.70*** 0.66*** 0.75***
7. Parental control 5.80 3.08 −0.21*** −0.22*** 0.34*** 0.26*** 0.37*** 0.39***
8. C-FAI score 53.75 21.46 −0.37*** −0.37*** 0.83*** 0.80*** 0.86*** 0.90*** 0.50***
9. CES-DC score 12.53 7.84 −0.13*** −0.11*** 0.25*** 0.29*** 0.25*** 0.25*** 0.1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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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

对家庭功能在共情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时，调整了有关混杂因素（年级、户口、家庭年收入），在第一步的检验中，共情对于抑郁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β=−0.057，P<0.01），说明总效应成立；在第二步的检验中，共情对于中介变量家庭功能影响效果显著（β=−0.815，P<0.001）；在第三步检验中，当把家庭功能纳入模型中，发现共情对抑郁的回归系数由−0.057变为0.393，β值有统计学意义（P<0.001），认为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表4）。

表 4.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by PROCESS stepwise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s by PROCESS stepwise regression

PROCESS分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 R R 2 F β t
　** P<0.01, *** P<0.001.
CES-DC score IRI-C score 0.110 0.012 9.157** −0.057 −3.856**
C-FAI score IRI-C score 0.376 0.142 124.344*** −0.815 −21.655***
CES-DC score IRI-C score 0.319 0.102 61.172*** 0.393 2.599**
C-FAI score 0.118 1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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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对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表5），结果显示中介路径“共情→家庭功能→抑郁”的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均不包含0，说明家庭功能在模型中中介作用的间接效应成立，可认为家庭功能在共情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039（95%CI：0.010～0.069）；间接效应值为−0.096（95%CI：−0.115～−0.079）。直接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28.89%，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71.11%。图1展示了共情对抑郁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表 5. Bootstrap estimation results for the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model.

Bootstrap estimation results for the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model

模型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的Bootstrap估计结果

Effect Point estimate LICI ULCI Percentage of relative effect
　LLCI: lower limit of confidence interval; ULCI: upper limit of confidence interval.
Total effect −0.057 −0.086 −0.028
Direct effect 0.039 0.010 0.069 28.89%
Indirect effect −0.096 −0. 115 −0.079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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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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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depression

共情对抑郁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

** P<0.01, *** P<0.001.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2022年成都市青少年共情与抑郁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在共情对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25.40%，略高于2021年我国初高中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流行率为24.3%[26]，可能原因是本研究调查时间处于线下教学恢复初期，新冠疫情的发生加剧了青少年抑郁的流行，给青少年带来了更多的心理问题。ZHOU等[27]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间40%的青少年出现了心理困扰，如压力、睡眠障碍、抑郁等。SHEK等[28]的研究表明，15%～28%的儿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缺乏体育锻炼、同辈社交减少，网络成瘾[29]等问题，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更容易恶化，均提示亟须对青少年抑郁引起重视。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共情对抑郁存在影响，共情能力越强，会增加抑郁风险。在面对他人的悲伤或痛苦时，共情能力强的人更为敏感[30]，长期如此可能导致抑郁等内化问题[31]，与颜志强等[32]、张敏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共情与家庭功能障碍呈负相关，与彭敏等[33]研究结果一致，即共情能力越强，家庭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家庭成员的感受和需要，促进孩子的代入感和合作能力，并更好地回应和支持他们，这有助于建立稳固的家庭关系和增强家庭功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家庭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

本研究证明了家庭功能在共情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抑郁症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 HARTER等[34]的研究表明，儿童依靠家庭获得普遍的支持。若家庭关系不和、家庭沟通缺乏、家庭功能则难以得到良好的实现，也易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青少年缺乏家庭关怀而加剧心理问题[35]。因此，为有效降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发生，在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学校及社区应针对性地对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开展阶段健康教育，强化青少年共情干预，弱化个人痛苦[15]，通过开展健康家庭网络课堂，发放健康家庭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让每个家庭重视及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可以采取学校或社区设立心理咨询处等方式对青少年及其家人进行心理疏导和家庭关系疏导，鼓励青少年与家庭成员进行交流，适当引导青少年正确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促进青少年及其家庭建立亲密的家庭成员关系; 家长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参与共情训练，帮助孩子发展和提高共情能力，从而正向促进家庭环境[36]，减少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产生。父母和家庭成员也应该增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和情感联系，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发挥家庭功能的积极作用，从而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的整体幸福感，减少抑郁的发生，促进青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共情与抑郁的关系中中介作用成立。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提高青少年的家庭功能，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情绪调节，降低抑郁发生可能性。通过积极、针对性地提升健康教育，为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预防提供了新思路。社区、学校应积极推进心理健康咨询门诊的建设与完善，保障并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以“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CPCD)”中的5～8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范围较小，缺乏一定代表性；第二，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结论。第三，在共情与抑郁的相关关系中，仍有一部分效应无法通过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今后可采用纵向分析，扩大分析，积极探索降低青少年抑郁发生的有效措施，得出更加具有广泛性、实践性的建议。

*　　　　*　　　　*

作者贡献声明　龙宇负责论文构思、数据审编、正式分析、初稿写作和审读与编辑写作，徐新茂、张换芳、彭银辉、范琳林和蒋莉华负责数据审编、调查研究、验证、初稿写作和审读与编辑写作，宋戈扬负责研究项目管理、提供资源、监督指导和审读与编辑写作，赵莉负责数据审编、监督指导、初稿写作和审读与编辑写作。所有作者已经同意将文章提交给本刊，且对将要发表的版本进行最终定稿，并同意对工作的所有方面负责。

Author Contribution　 LONG Yu is responsible for conceptualization, data curation, formal analysis, writing--original draft, and writing--review and editing. XU Xinmao, ZHANG Huanfang, PENG Yinhui, FAN Linlin, and JIANG Lihua are responsible for data curation, investigation, validation, writing--original draft, and writing--review and editing. SONG Geyang is responsible for project administration, resources provision, supervision, and writing--review and editing. ZHAO Li is responsible for data curation, supervision, writing--original draft, and writing--review and editing. All authors consented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article to the Journal. All authors approved the final version to be published and agr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Declaration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All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interests.

致谢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石丹理教授对本研究选题及成都儿童正向成长（CPCD）项目的大力支持。

Funding Statement

青少年正面成长纵向研究项目（No.19H0642）和四川省“十四五”精神卫生发展规划与策略研究（No.WJW20211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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