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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logoLink to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 2025 Sep 20;56(5):1446–1452. [Article in Chinese] doi: 10.12182/20250960303

采用扎根理论与决策实验室分析法探析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核心影响因素

Exploring the Cor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Yan WU 1, Wenbo HE 2, Dong WANG 3, Kunjie WANG 4,Δ
PMCID: PMC12709094  PMID: 4141617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erspectives and consensus among high-level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China regard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dentify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tandardizing mechanisms of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within the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Method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was employ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2 core personnel involved in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from multiple medical universities, hospitals, and clinical research teams across China between March 2023 and June 2023. Grounded theory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method was applied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entrality and causal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factors.

Results

Th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revealed a share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ho emphasiz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wa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traits, teaching method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ccording to the DEMATEL analysis, 13 co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high-level medical professionals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se, knowledge found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exhibiting the highest centrality (22.35). Curriculum design w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Conclusion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 medical education exhibits a multi-level interactive structure that encompasse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reinforcing the cognitive scaffolding role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design.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Medical student, High-level medical professionals, Grounded theory,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批判性思维属于高阶认知能力,是高等教育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创新基石,在医学教育中尤为关键。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IIME)早在2001年就将其列为医学生七大核心能力之一[1]。我国《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亦明确提出要“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凸显其在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中的战略地位[2-3]。在复杂临床情境中,基于证据与推理的批判性思维支撑临床推理[4]、循证决策与自主学习[5],直接关系诊疗质量与患者安全[6]

医学教育正经历双重转型: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从“单一学科”转向“医工文理融合”[7-9],批判性思维是医学群体高阶认知的支点。然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批判性思维培养仍存在不足[10-11],一是实践差距明显,课程设置与评价体系过度侧重知识灌输与标准答案,思维训练薄弱且不规范[12];二是针对高层次医学群体的实证研究尤为匮乏[13],理论和实践研究空白突出。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高层次医学人才(主要包括直接从事医学教育且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型人才,如主任医师、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及青年骨干人才等),采用深度访谈与混合研究方法,旨在:(1)形成批判性思维内涵及医学实践独特性的专家共识;(2)揭示医学生批判性思维提升的核心要素与作用机制;(3)提出本土化培养路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等医学教育批判性思维培养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与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系统性的定性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数据的持续比较与归纳,发现概念间的关系、揭示内在机制与过程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同步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即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断进行比较、修正和理论抽象[14]。在本研究中,研究团队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并运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最终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15]

在扎根理论识别出关键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DEMATEL方法探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层级结构。DEMATEL方法起源于系统科学与图论,能够通过建立影响关系矩阵与因果图,定量分析复杂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该方法以“中心度”反映因素的重要性,以“因果度”判断其驱动或受控特征,从而揭示系统中的关键驱动因素与作用路径[16]。方法学路径见附图1(详见网络资源附件)。

1.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2.1. 研究对象

本团队前期针对1488名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调查表明,求知欲、研究设计能力、质疑精神(如提出“为什么”的频率)及团队逻辑思维等因素与批判性思维呈显著正相关,提示动机因素的关键作用[17]。该结果为深入探究批判性思维培养机制提供了实证基础。研究进一步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线上结合线下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质性资料。调查覆盖中国多所医学院校、医院及临床科研团队,确保样本代表性。

首先,研究团队通过初步了解潜在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筛选出在中国批判性思维培养方面有积极贡献的人员,并基于专业判断选定5名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最丰富信息的受访者。随后,采用滚雪球抽样法,由这5位专家推荐其他符合研究目标并值得信赖的受访对象,并通过迭代方式不断扩展样本,直至达到主题饱和。专家纳入标准包括: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临床、教学、科研或医学管理相关工作10年及以上。

在定性研究中,样本量的确定通常取决于数据的丰富度,直至达到数据饱和,即受访者的回答不再提供新的信息。本研究在访谈22名受访者后达到了数据饱和,受访者特征见附表1(详见网络资源附件),其中女性受访者13人(59.1%),受访者平均年龄37岁,从事本专业领域研究平均年限18年。通过结构化访谈收集研究数据,访谈提纲基于批判性思维相关文献综述及研究目标系统设计,针对不同类型的受访对象设计了对应的提纲。访谈提纲核心维度涵盖概念受访者对批判性思维内涵与价值的认知、影响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关键因素(个体、教学、环境层面)以及有效培养路径与挑战等。提纲经医学教育研究专家咨询及预访谈修订完善,确保问题的开放性、探索性和与目标的契合度。

数据收集时间为2023年3月–2023年6月,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访谈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详细说明访谈目的、流程及相关条件。每次访谈持续30~60 min,并在安静环境中全程录音。此外,受访者被允许在访谈后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访谈记录,以便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为确保研究方法的一致性,所有访谈均由同两位研究人员进行[18]。参与数据收集的研究人员均具有定性研究经验,并在本研究启动前接受了系统培训,以确保研究数据及结果的可靠性。采用NVivo 11.0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并使用安全存档机制以确保数据安全[19]

本研究严格遵循质性研究可信度标准,从四个关键维度评估研究的可靠性:真实性、稳定性、可确认性和可转移性。此外,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报告规范(COREQ);且已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2019980)。所有参与者在充分了解研究内容后,均收到口头和书面信息说明,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DEMATEL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量化影响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机制,在上述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本研究在前期22位专家中再次邀请了10位专家参与咨询问卷调研,以获得各因素的作用关系评分数据。专家通过填写问卷的方式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评分,分值越高代表影响越大。将收集到的10份数据取平均值,得到高层次医学教育群体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初始直接影响矩阵,按照以下步骤完成研究:

(1)计算直接关系矩阵M

根据研究目标明确一系列影响因素,并量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直接影响矩阵,即整个模型的基础输入数据矩阵。使用模糊数评估因素间的直接影响程度,并将其转换为5级评分标准:无影响=0;极低影响=1;低影响=2;高影响=3;极高影响=4。

(2)归一化直接关系矩阵

本研究采用行和最大法计算标准化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2.2. 1

式(1)中,矩阵元素aij代表因素i对因素j的直接影响程度(i, j = 1, 2, ···, n)。归一化后的标准直接影响矩阵N计算公式如下:

1.2.2. 2

(3)计算总关系矩阵T

1.2.2. 3

式(3)中,Inline graphic为综合影响矩阵,Inline graphic为归一化直接影响矩阵,Inline graphic为单位矩阵(对角元素为1,其余元素为0),Inline graphic为逆矩阵。

(4)计算影响度(Di)、受影响度(Ci)、中心度(Mi)和原因度(Ri

1.2.2. 4

式(4)中,Inline graphic表示因子aiaj的综合影响程度。

(5)关键因素识别与分析。建立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其中横坐标(X轴)表示中心度(Mi),纵坐标(Y轴)表示原因度(Ri)。以 (a, 0) 作为原点,绘制关系坐标图,识别关键因素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

最终,通过因果关系分析图直观呈现各因素间的影响路径,从而为批判性思维培养体系提供优化方向。

2. 结果

2.1. 基于扎根理论的批判性思维形成过程

2.1.1. 开放编码

对收集的22份访谈资料进行编码(预留3位专家访谈结果用作饱和度检验),其间2名研究者独立地研读,以识别模式、主题和核心观点。研究团队的所有成员均参与此阶段,通过多轮审查和讨论不断优化概念和类别。为了保持研究的聚焦性,凡出现次数少于4次的概念均被排除在进一步分析之外。最终共识别出249个初始概念,进一步归纳为58个类别。

2.1.2. 主轴编码

对开放编码阶段生成的58个类别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归纳为更大、更具综合性的类别。编码过程采用迭代方式,即团队成员独立编码后,由团队负责人统筹分析和整合。经主轴编码后,58个类别最终被归纳为34个主要类别。这些主要类别涵盖了批判性思维的核心主题,例如质疑、探索与实践、创造力的来源、观点形成与表达、多角度思考等。

2.1.3. 选择编码

在选择编码阶段识别出7个核心类别,它们全面总结了专家对医学教育中批判性思维的看法。这些核心类别包括: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批判性思维的实践应用、批判性思维的优点、批判性思维训练、批判性思维培训现存的问题、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建议与意见(表1)。

表 1.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evelopment in high-level medical professionals (n = 22).

高层次医学人才批判性思维形成过程(n=22)

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 提问
探索与实践
创造力的源泉
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多个角度看问题
对批判性思维的实践应用 学校实践
学生实践
批判性思维的优点 改善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临床技能
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培养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维训练 小组讨论
个人化
言行
跨学科
临床实践
国际交流
翻转课堂
批判性思维训练现存的问题 缺乏条理
缺乏专业性
目前的评估体系功利性较强
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 周边环境
知识储备
学科类型
性别与遗传
盲从
教学模式
建议与意见 改善基础设施配置
建立标准和评估体系
加强宣传和教育
加强研究生辅导员培训
纳入课程
互动讲座
鼓励跨学科

2.1.4. 饱和度检验

通过对预留的3位专家访谈结果进行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因此,本研究所获得的批判性思维形成过程相关要素实现了理论上的饱和。

2.2. 基于DEMATEL法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到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的若干初始概念,经过对受访者直接反馈因素及建议与意见维度相关因素进行合并归纳,形成了13个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DEMATEL方法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量化。

根据受邀专家对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的评分结果,构建直接关系矩阵M,该矩阵反映了各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强度。通过对各因素的评分求和,建立初始影响矩阵,随后计算归一化直接关系矩阵N(详见网络资源附件附表2)。该矩阵用于标准化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

在下一步分析中,计算了总影响矩阵T,该矩阵考虑各因素间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提供了一个综合视角,显示每个因素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体系中的总体影响力,并揭示哪些因素在系统中处于核心或边缘位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排序前五的分别是:知识储备、课程设计、教学模式、跨学科和导师培养方式。

表 2. Total influence matrix of factors affect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的综合影响关系

影响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中心度排序 因素属性
a1. 周边环境 9.464 7.487 16.951 1.977 10 原因因素
a2. 知识储备 10.561 11.787 22.348 -1.225 1 结果因素
a3. 学科类型 10.219 7.888 18.107 2.331 8 原因因素
a4. 性别与遗传 2.990 1.760 4.750 1.229 13 原因因素
a5. 盲从 7.450 9.149 16.599 -1.699 12 结果因素
a6. 教学模式 10.560 11.464 22.024 -0.904 3 结果因素
a7. 基础设施配置 8.692 8.227 16.919 0.465 11 原因因素
a8. 标准与评估体系 10.514 9.671 20.185 0.843 7 原因因素
a9. 宣传教育力度 8.543 9.216 17.759 -0.673 9 结果因素
a10. 导师培养方式 10.500 10.531 21.031 -0.031 5 结果因素
a11. 课程设计 10.777 11.329 22.105 -0.552 2 结果因素
a12. 互动授课 9.878 11.018 20.896 -1.140 6 结果因素
a13. 跨学科 10.644 11.264 21.908 -0.620 4 结果因素

最终,本研究生成了DEMATEL结果的图形表示,以直观展示各因素的中心性和因果关系。根据各影响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计算结果,以中心度(Inline graphic)的均值18.58和原因度(Inline graphic)为0的分界点,对各因素进行四象限划分,分别是:联动集群(第Ⅰ象限)、独立集群(第Ⅱ象限)、自发集群(第Ⅲ象限)和依赖集群(第Ⅳ象限)。由图1可以看出,本研究提出的所有因素分散在四个象限,其中依赖集群中的因素最多,包括“知识储备”“教学模式”“导师培养方式”“课程设计”“互动授课”“跨学科”,表明该类因素自身驱动力较弱、但受到其他因素强烈影响。这些可视化结果有助于厘清批判性训练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并为优化医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提供可操作性见解。

图 1.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factors influenc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间的关系

a1: 周边环境;a2: 知识储备;a3:学科类型;a4:性别与遗传;a5:盲从;a6:教学模式;a7:基础设施配置;a8:标准与评估体系;a9:宣传教育力度;a10:导师培养方式;a11:课程设计;a12:互动授课;a13:跨学科。

图 1

3. 讨论

批判性思维作为临床决策的认知工具,通过整合信息、评估观点与形成循证决策,提升临床推理能力与医疗安全[20- 21]。本研究整合扎根理论与DEMATEL方法,构建医学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多层级作用模型,揭示其动态机制与转化路径。结果表明,批判性思维作为临床胜任力的核心构成,其发展本质上是知识建构、认知训练与教育环境支持协同演进的结果。

3.1. 批判性思维的双重价值:认知工具与专业发展

批判性思维在医学教育中具有认知建构与职业发展的双重功能。认知维度上,其通过“信息整合→证据评估→临床决策”三阶递进模型显著提升医学生临床推理能力。这一发现与国际教育研究协会提出的“反思性判断”框架形成理论呼应,但更强调医学情境下的实践转化特征[22]。从职业发展视角,批判性思维通过培养诊断创新性与专业自主性,成为现代医学人才核心胜任力的关键要素。本研究的实证数据表明,大多数的受访者认同批判性思维对优化患者护理质量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与既往多以大学生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样本、问卷-回归/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范式为主的研究一致,我们同样证实课程范式与组织环境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但本研究的增量在于:(1)样本聚焦高层次医学人才,即行业就业市场需求主体的医学研究生;(2)“扎根→DEMATEL”把相关性上升为因果网络;(3)提出“个体-组织-制度”框架并联动“知识建构+跨学科课程/临床反刍+决策验证”的可操作路径,从而把“发现问题”推进到“怎么做”。

3.2. 医学教育中批判性思维的影响机制

通过整合扎根理论与DEMATEL方法,本研究系统识别出影响批判性思维发展的13个关键因素,并构建其相互作用网络。中心度分析表明,核心驱动因素:知识储备作为认知支架,通过促进信息比较分析与证据有效性评估,成为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先决条件;教育环境支持因素: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及跨学科整合构成教学实践的中介变量;制度制约因素:标准化评估体系与基础设施配置显示出显著路径依赖性。因果分析进一步揭示,学科特性(如临床医学的问题导向本质)作为关键原因因素,对批判性思维培养产生结构性影响,而传统教育模式僵化则更多表现为结果性制约。因此,上述中心度/因果度结果为治理抓手提供了排序:课程与评价体系、教学模式、跨学科整合应作为优先改进位点;在实践层面,建议把论证映射、证据分级、风险权衡写入学习目标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站点设计,并以多学科诊疗(MDT)与仿真平台承载“临床反刍-决策验证”闭环。

3.3. 在医学教育中推进批判性思维培养所面临的挑战

批判性思维越来越被认为是临床实践中的一项基本能力,但将其融入医学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中[23]。当前我国医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面临三重矛盾:(1)认知冲突:记忆主导型学习与高阶思维训练的需求失衡,一半以上的受访教师指出课程过度侧重知识灌输;(2)教学能力断层:仅小部分的受访者表示系统接受过批判性思维教学法培训,导致PBL等创新方法流于形式;(3)制度惯性:标准化考核体系与批判性思维评估的质性特征存在本质张力。根据JAFFE等[24]的研究,有效的批判性思维培养需要持续的师生互动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强调教育者在促进以批判性思维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中的作用。另,本研究为横断面混合设计,DEMATEL专家评分存在主观性;样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区域/学科分布限制了研究外推性。

3.4. 教育范式转型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系统性培养改革。有学者强调,教育工作者与项目管理人员需协同部署有利于持续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以保证培养出能提供最佳医疗实践、改善患者预后的合格从业者[25]。结合本研究证据,提出“三维联动”框架:其一,课程重构方面,搭建“基础理论-PBL案例-临床模拟”的螺旋式体系;其二,师资发展方面,将批判性思维教学能力纳入师资考核与督导;其三,评价创新方面,开发整合临床推理过程的动态评估标准并嵌入OSCE。

下一步研究建议形成多中心/多层级样本验证;以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 ISM)/SEM/贝叶斯网络交叉验证权重与路径并做阈值敏感性;开发本土化评价工具(含 OSCE 批判性思维站与量表);开展“临床反刍+决策验证”的准实验/随机对照研究,评估对临床推理质量、患者安全事件及成本-效益的影响。

3.5. 高等医学教育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华西实践

在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和重构医学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以“早临床、早科研、强人文、拓视野”为核心理念,构建了贯穿医学教育全程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体系。该体系通过 “临床反刍训练”(深化认知反思) 与“诊疗决策验证”(实践逻辑闭环) 双路径协同,推动学生形成系统性、反思性与创新性的临床思维能力,为复杂临床决策奠定基础。

3.5.1. 虚拟仿真平台:诊疗决策验证路径的核心载体

依托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构建了涵盖研究生高阶技能培训、高仿真模拟人、虚拟手术系统、标准化病人(SP)等要素的高水平教学平台。通过设置突发抢救、复杂病例应对等仿真场景,学生在“准真实环境”中进行诊断推理、快速决策与多源信息整合,训练其在高压条件下分析矛盾信息、识别关键病因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平台建设将进一步强化“理论→预案→实践→证据修正”的闭环思维,建立决策可验证性的科学意识。

3.5.2. CBCR教学法:双路径融合的课堂范式

为破解传统教学“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难题,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自2022年起引入“以案例为基础的临床思维教学法(CBCR)”,并在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支持下,将核心教材《基于案例的临床思维教育的原则与实践》翻译为中文版出版[26]。CBCR通过结构不全案例、角色扮演、疑点引导等方式,引导学生逐步建立疾病识别与分析路径,系统培养其逻辑推理与综合判断能力。教学团队通过读书会、集体备课、课程研讨等方式推动师资建设,并于2024年春季在《华西病案讨论》课程中率先试点,标志CBCR教学法在国内实现首次实际教学应用。

3.5.3. MDT讨论机制:临床反刍训练的真实“练兵场”

从2022年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持续推进每月一轮的多学科诊疗(MDT)讨论会,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跨学科协作机制。讨论会围绕疑难复杂病例组织内外科、影像、检验等多领域专家深度参与,借助扫码答题、互动问答与专家点评等环节,推动医学生与临床医生在真实决策语境中参与讨论、表达见解,强化其对诊疗流程中“多方案比较-关键证据评估-不确定性权衡”的认识,形成“个体假设→群体批判→认知更新”的反刍螺旋,全面提升批判性思维的实践应用水平。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专家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系统解构高层次医学群体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图式,并运用DEMATEL方法揭示了批判性思维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及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培养具备分析性、反思性与自主性的医学高阶思维能力已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批判性思维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强化了知识迁移与临床决策的系统性,更显著提升了复杂情境下的问题解决效能。教学范式的战略转型需聚焦三大杠杆点——构建“知识-思维-实践”螺旋课程体系、实施教师批判性思维教学能力认证制度、开发临床思维动态评估工具。这种教育范式的迭代不仅顺应我国医学教育体系的发展趋势,更为实现教育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    *    *

作者贡献声明 伍艳负责数据审编、经费获取、验证和初稿写作,何文博负责数据审编和验证,王东负责正式分析、软件和可视化,王坤杰负责论文构思和监督指导。所有作者已经同意将文章提交给本刊,且对将要发表的版本进行最终定稿,并同意对工作的所有方面负责。

Author Contribution  WU Yan is responsible for data curation, validation, writing--original draft, and funding acquisition. HE Wenbo is responsible for data curation and validation. WANG Dong is responsible for formal analysis, software, and visualization. WANG Kunjie is responsible f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supervision. All authors consented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article to the Journal. All authors approved the final version to be published and agr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aspects of the work.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Declaration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All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interests.

Funding Statement

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 (No. 2021JDR0289)、四川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No. YJGXM24-A024)和四川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No. GSSCU2023041)资助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艳 伍 (Yan WU), Email: wuyan@wchscu.cn.

坤杰 王 (Kunjie WANG), Email: wangkj@s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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