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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linical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logoLink to Journal of Clinical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 2025 Nov 3;39(11):1075–1085. [Article in Chinese] doi: 10.13201/j.issn.2096-7993.2025.11.015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疗效评估中国专家共识(武汉，2025)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evaluation of allergen-specific immunotherapy outcomes(Wuhan, 2025)

Yuqin DENG g, Xi LUO g, Zhuofu LIU g, Shuguang SUN g, Jing YE, Tiansheng WANG, Jianjun CHEN, Meiping LU, Yin YAO, Ying WANG, Wei ZHOU, Bei LIU, Qingxiang ZENG, Yuanteng XU, Qintai YANG, Yucheng YANG, Feng LIU, Chengli XU, Yanan SUN, Haiyu HONG, Haibo YE, Liqiang ZHANG, Fenghong CHEN, Huabin LI ✉, Hongtian WANG ✉, Yuncheng LI ✉, Wenlong LIU ✉, Yu XU ✉, Hongfei LOU ✉
PMCID: PMC12945857  PMID: 41147184

Abstract

Allergen-specific immunotherapy(AIT) remains the only therapeutic approach with the potential to modify the natural course of allergic rhinitis(AR). Nevertheless, considerabl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exists in patients'responses to AIT. To facilitate more reliable assessment of treatment efficacy, the China Rhinopathy Research Cooperation Group(CRRCG) convened young and middle-aged nasal experts in China to formulate the present consensus. The recommended subjective outcome measures for AIT comprise symptom scores, medication scores, combined symptom and medication scores, quality-of-life assessments, evaluation of disease control, and assessment of comorbidities. Objective indicators may supplement these measures. Currently available objective approaches include skin prick testing, nasal provocation testing, and allergen exposure chambers. However, these methods remain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limitations and are not yet appropriate for routine implementation in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In addition, several biomarkers, including sIgE and the sIgE/tIgE ratio, sIgG4, serum IgE-blocking activity, IgA,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as well as immune cell surface molecules and their functional activity,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associations with AIT outcomes. While these biomarkers may complement subjective assessments, they are subject to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Consequently, large-scale multicenter trials and real-world evidence are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evidence base. The present consensus underscor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patients'subjective experiences with objective testing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process, thereby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framework for efficacy evaluation. Looking forward, future investigations should prioritize the incorporation of multi-omics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ologies, which hold promise for overcoming current limitations in assessment strategies and for advancing both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of AIT.

Keywords: 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 allergic rhinitis, efficacy assessment

1. 背景与意义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通常是由致敏个体暴露于变应原引起的Ⅰ型超敏反应所致，以流涕、鼻痒、鼻塞、阵发性喷嚏等为主要症状，鼻黏膜水肿和苍白为主要体征[1]。目前，变应原特异性免疫疗法(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AIT)是AR唯一的对因疗法。AIT不仅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鼻部症状，降低药物评分，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可以阻止AR转变成为哮喘，减少新变应原的出现[2]。AIT的疗程较长，患者需要坚持3年以上的治疗才能达到比较稳定的疗效[3]，而且患者对AIT的反应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4]。因此，通过一些临床指标和生物学标志物对AIT疗效进行准确的预测和监测有助于临床医生合理选择AIT，并根据患者的反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鉴于此，中国鼻病研究协作组召集国内中青年鼻科专家在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讨论并制定了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具有临床实用性的疗效评估方法以及疗效监测与预测生物学指标，以便更有效地开展AIT临床工作，并为规范的AIT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2. AIT疗效评估时间和分类

2.1. 疗效评估指标的类型

AIT的疗效评估指标是指在治疗前、治疗过程中和治疗结束后对疗效进行观察和评价的指标，分为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指标2大类。主观评估由患者对自身相关症状、用药情况和生活质量等进行自评，以此来衡量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变化趋势。客观评估主要有体内激发试验、实验室检查等手段。根据其用途又可分为疗效预测指标和疗效监测指标。

2.2. 疗效评估时间

AIT疗效评估包括近期疗效、远期疗效和预防性疗效3个方面。

2.2.1. 近期疗效

近期疗效是指在AIT治疗过程中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情况。研究显示AIT可以在短期内改善患者症状，减少用药，提高生活质量。许多研究证实在尘螨皮下免疫治疗(subcutaneous immunotherapy，SCIT)进行12周后，患者哮喘和鼻炎症状和药物的评分较基线显著下降[5]；在第52~156周维持阶段，SCIT组评分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药物治疗组，且气道高反应性的等级也显著降低。同样，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ublingual immunotherapy，SLIT)可减轻药物控制不佳的中重度患者的症状，获得近期疗效[6]。此外，季节花粉过敏患者在花粉季到来之前进行SCIT，可改善患者花粉季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7]。

2.2.2. 远期疗效

远期疗效评估关注的是AIT治疗结束后患者症状的持续改善和免疫效果的持续存在，评估结果通常需要长期随访获得。AIT的远期疗效是其不同于单纯药物治疗的优势所在。大多数临床试验和国际指南中都证实了AIT具有明确的远期疗效。Durham等[8]对接受SLIT的患者疗程结束1年后再次评估，发现鼻结膜炎症状和药物联合评分仍持续降低，表明了SLIT的长期获益。Jutel等[9]报道SCIT治疗结束后，临床症状的改善时间长达6年。

2.2.3. 预防性疗效

预防性疗效表现在减少新发变应原的致敏、阻止AR发展为更严重的过敏性疾病以及减少已有哮喘患者的哮喘用药。哮喘患者接受SLIT治疗后哮喘加重的风险也有所降低[10]。EAACI于2020年发布的指南指出AIT的预防性疗效，说明AIT不仅是AR的一线治疗，也是其他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的预防性治疗手段。此外，接受过SCIT的父母其后代发生过敏的情况较未接受过SCIT的父母的后代减少[11]，说明AIT的预防性疗效可能传递给后代。

3. AIT的主观疗效指标

3.1. 症状评分

主要评估指标包括鼻部4个症状(喷嚏、流涕、鼻痒和鼻塞)和眼部3个症状(眼痒、眼红、流泪)。如果合并哮喘，还需额外记录如喘息、咳嗽、气促和胸闷等哮喘症状评分。可以采用“四分法”或者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来衡量治疗前后单个症状得分和症状总体得分的改善情况。

3.1.1. 四分法

常使用鼻结膜炎症状评分(rhinoconjunctivitis symptom score，RCSS)，患者根据每日鼻及眼部症状的严重程度按0~3分进行自评，0分为无症状；1分为轻度症状(症状轻微，易于忍受)；2分为中度症状(症状明显，令人厌烦，但可以忍受)；3分为重度症状[症状不能忍受，影响日常生活和(或)睡眠]，可评估单个症状、症状总分或症状平均分。针对花粉过敏，应计算整个花粉季的症状总分的平均值，如为常年性变应原，应计算选择时间范围内的症状总分的平均值。四分法适用于对单个症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比较。

鼻部症状总评分(total nasal symptom score，TNSS)是最常使用的传统鼻部症状评分法，对鼻部症状(喷嚏、鼻痒、流涕、鼻塞)进行评分，总评分为0~12分，主要用于评估患者整体的鼻部症状严重程度，见表 1。有研究表明TNSS与每周评估的鼻结膜炎生活质量调查问卷(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of-life questionnaire，RQLQ)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12]，能够有效反映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也建议TNSS可作为AIT药物临床试验的首选疗效评估指标[13]。

表 1.

TNSS各症状的赋分方法

评分标准 喷嚏/个 流涕/次 鼻塞 鼻痒
喷嚏指1次连续打喷嚏的个数；流涕指每日擤鼻次数。
0分 无 无 无 无
1分 3~5 ≤4 有意识吸气时感觉鼻塞 间断鼻痒
2分 6~10 5~9 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 蚁行感，但可忍受
3分 ≥11 ≥10 几乎全天张口呼吸 蚁行感，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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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VAS

患者在0~10 cm的标尺上标注与症状严重程度相对应的分数，按0~10分进行评分，“0”代表没有症状；“10”代表症状最重，见图 1。根据VAS评分，可以将AR的症状分为轻度(1~3分)、中度(4~7分)、重度(8~10分)。

图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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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模拟量表

症状评分向患者明确了需要关注的鼻部和眼部症状，评分方法简单易行，推荐临床常规使用；但是关于症状严重程度的分级尚未达成共识，不同患者对症状严重程度的认知不同，对疗效评估的结果存在一定影响。

3.2. 药物评分

患者对症药物的使用情况也是反映疗效的重要指标。针对免疫治疗过程中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药物具体评分如下：使用口服和(或)鼻用和眼用局部抗组胺药计1分；鼻用激素(无论是否使用抗组胺药物)计2分；口服糖皮质激素(无论是否使用抗组胺药物及鼻用激素)计3分。合并哮喘患者，使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β2受体激动剂，每天各计1分；吸入糖皮质激素，每天计2分。药物评分既可以反映患者对AIT的反应，又可以作为药物经济学评估的一部分。专家组成员建议临床医生采用升降阶梯方法指导患者规范用药，并简化用药。由于药物代谢和对药物反应的个体差异，患者对治疗药物的反应可能不同，因此药物评分的应用也存在一定局限。

3.3. 药物-症状联合评分

药物-症状联合评分(combined symptom and medication score，CSMS)用于评估AR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和药物使用情况。根据四分法分别评估4个鼻部症状和3个眼部症状，将所有症状的评分相加，再除以症状的数量，得到每日症状总均分。根据患者使用的药物类型，确定每日药物总分。将每日症状总均分和每日药物总分相加即每日药物-症状联合评分，总评分为0~6分。CSMS综合了多个症状评分以及药物对症状的影响，因此具有较高的疗效评估效能，建议临床采用。

3.4. 生活质量评分

目前，RQLQ全称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AR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反映了患者在生活中受鼻结膜炎症状影响的程度。针对不同年龄段患者有不同的问卷内容。成年人可采用标准版RQLQ，包括鼻部症状、眼部症状、睡眠、情感、活动、实际问题、非花粉症所致症状7个方面共28个项目[14]。6~12岁儿童可采用儿童版RQLQ，量表包括鼻部症状、眼部症状、活动、实际问题、其他症状5个方面共23个项目[15]。而适用于12~17岁的青少年的RQLQ包括实际问题、非花粉症所致症状、鼻部症状、眼部症状、活动、情感6个方面共25个项目[16]。临床推荐使用经授权的汉化版RQLQ[17]。该评分方法以患者为中心，关注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建议临床常规使用其作为AIT疗效评估指标。可以帮助临床医生了解疾病负担，发现潜在问题，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该方法的缺点在于题目较多、篇幅较长，可能导致患者配合度降低；此外，该方法反映一段时间(1个月)内的生活质量，不能实时体现症状变化，症状严重天数的相关信息可能遗失。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版本定期进行评估。

3.5. 疾病控制

疾病控制是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替代考量因素，主要关注AR和哮喘的控制情况。目前已经开发了几种AR控制问卷，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变应性鼻炎控制测试(allergic rhinitis control test，ARCT)通过5个问题来评估患者症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药物使用情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简单易用。对于合并哮喘的患者，可采用哮喘控制测试(asthma control test，ACT)和哮喘控制调查问卷(asthma control questionnaire-5，ACQ-5)对症状控制水平作出评估。此方法操作简便，临床应用价值较好，但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存在回忆偏差。具体评分方法可参照《支气管哮喘控制的中国专家共识》[18]。变应性鼻炎和哮喘控制测试(control of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 test，CARAT)是第一个同时评估哮喘和鼻炎控制程度的问卷，包括2种疾病的关键症状、发作频率及对日常活动的影响等10个问题，直观呈现出疾病整体的控制程度[19]，且问题简短，适用于常规诊疗。该问卷同时评估2种疾病，避免了单病评估的不足；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患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3.6. 合并症的评估

AR的合并症包括哮喘、变应性结膜炎、慢性鼻窦炎、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分泌性中耳炎、特应性皮炎等。对AR鼻外症状的评估也是AIT疗效评估的一部分。变应性结膜炎常采用眼部症状评分(total ocular symptom score，TOSS)，对眼部的不适症状进行评分，包括眼痒、溢泪、眼红，每个症状0~3分，总分0~9分。此外，也可采用4分法评估腭痒、耳痒等单项症状。生活质量评分和疾病控制评分包括了对哮喘和变应性结膜炎的评估。合并慢性鼻窦炎的患者可采用VAS、鼻腔鼻窦结局测试-22(sino-nasal outcome test-22，SNOT-22)和鼻塞评分(nasal congestion score，NCS)进行症状评估；SNOT-22包括了鼻及鼻窦症状、睡眠、认知与情绪、社交与生活质量4个方面的22个问题，总分范围为0~110分(22项，每项0~5分)，≥20分提示显著影响生活质量；NCS包括是否鼻塞、嗅觉减退、流涕、鼻涕倒流4个问题，每题0~3分。合并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患者可单独记录咳嗽、咽喉异物感、清嗓等症状出现的频率；鼻腔鼻窦结局测试-20(SNOT-20)也包括上述症状的评估。分泌性中耳炎患者除自觉耳部不适症状减轻外，还可借助纯音测听、鼓室压图及耳镜检查等客观手段来评估疾病的控制情况。对于合并特应性皮炎的患者，可由医生使用特应性皮炎评分(scoring atopic dermatitis，SCORAD)、湿疹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评分(ecze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EASI)、研究者整体评分法(investigator global assessment，IGA)等量表来评估疾病严重程度，或由患者使用瘙痒程度VAS和特应性皮炎控制工具(atopic dermatitis control tool，ADCT)进行自评；推荐IGA作为治疗前后的病情评估和比较。

4. AIT疗效的客观评估

4.1. 变应原体内试验

变应原体内试验包括皮肤点刺试验(skin prick test，SPT)和鼻激发试验(nasal provocation test，NPT)、变应原环境暴露舱(environmental exposure chamber，EEC)等。

4.1.1. 皮肤点刺试验

SPT属于变应原体内检测，用于评估个体对某些物质的过敏反应。试验过程中，将待测物质以适当的方式施加于皮肤表面，然后观察是否出现红斑、水肿、瘙痒等过敏反应。SPT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高，可以对AR的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依据。研究发现AIT之后虽鼻部症状减轻，但同一变应原引起的SPT反应比AIT之前更大，即SPT阳性反应等级与鼻部症状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风团的变化与AIT疗效的相关性也不明显。因此，SPT的结果并不适用于作为AIT疗效监测和预测的指标，也不建议通过SPT评估患者AIT疗效[20]。

4.1.2. 鼻激发试验

NPT可直接检测鼻腔对变应原的反应性，是诊断AR的金标准，NPT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较好[21]。通常情况下，AIT之后，NPT变为阴性，或者NPT阳性所需的变应原浓度增大。NPT反应强度的变化与鼻腔局部IL-4、IL-5等细胞因子的变化也有较好的相关性[22]。因此，推荐将NPT作为AIT疗效评估的理想指标。

但是NPT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NPT并非适用于所有AR患者，AR和哮喘疾病发作期、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疾病活动期患者及妊娠期女性不宜进行NPT。其次，全套NPT操作比较耗时，成本较高，技术难度较大，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应用有限。另外，目前国际上尚缺乏统一的NPT标准化方案及其结果判读标准，导致不同的临床实践可比性较差，因此有必要进行多中心的研究来进一步完善NPT检测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临床推广和应用。

4.1.3. 变应原环境暴露舱

变应原环境暴露舱(EEC)是一种特殊的设施，模拟自然环境中的变应原暴露来激发患者的过敏症状。目前，仅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丹麦、波兰、奥地利几个国家的不同中心建立了EEC，国内尚未建立该项试验设施。不同中心的EEC容纳患者数、工作人员配置、变应原传输方式等细节有所差异，但试验方法有相似之处。患者穿戴防护服和移动监测设备进入EEC，通过移动设备监测鼻部和眼部症状，同时间隔特定时间进行症状评分等主观评估。此外，需在进入EEC前、试验结束后及激发后24 h检测患者的鼻声反射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等客观指标。该方法很大程度上与变应原作用于机体的自然过程相似，与AR症状相关性好，理论上更适合作为AIT评估指标。但是，由于EEC需要特殊的装置，费用更加昂贵，目前主要在药物研发和药物临床试验中应用，临床上还未普及，其在AIT疗效评估和预测方面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3]。目前尚不能作为AIT疗效评估的常规手段。

4.2. 生物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是精准医疗有效的可测量指标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标志物定义工作组在2001年指出，生物标志物是一种可被客观检测和评估的指标，可作为正常生物过程、致病过程或对治疗相互作用的药理反应的指示物。生物标志物是监测或预测AIT疗效的重要指标，可用于：①AIT患者的选择，通常以SPT和血清特异性IgE(sIgE)检测阳性的患者作为AIT治疗的对象；②疗效监测与预测，在治疗过程中能进行疗效的判断，并对后期疗效趋势进行预测；③治疗方案的优化，有助于制定精准医疗方案，判断患者是否需要额外的强化治疗[24]。④不良反应风险的预测和评估。探寻生物标志物需要深入研究AIT免疫机制。

4.2.1. 免疫球蛋白

4.2.1.1. sIgE及sIgE/tIgE

现有的研究证据表明，AIT初期可诱导血清特异性IgE(sIgE)水平短暂升高，而长期治疗(≥3年)后sIgE呈渐进性下降趋势。Li等[25]的研究发现，Der f1、Der f2、Der p1、Der p2及Der p23是尘螨相关AR中常见的组分过敏原。AIT应答者在剂量累加期结束时Der f1 sIgE血清水平升高幅度更大。基于基线CSMS、剂量累加期结束时Der f1 sIgE的变化量和Der p23 sIgG4的变化量构建的综合模型，在测试队列和炎症队列中，均展现了良好的预测价值。包含HDM组分的复合生物标志物模型可实现AIT疗效的早期预测，为制定AR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分子生物学依据。

Di Lorenzo等[26]开展的一项为期4年的前瞻性研究纳入279例接受草花粉或屋尘螨(HDM)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患者。研究发现，基线sIgE/tIgE比值≥16.2%可显著预测AIT治疗成功，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高达97.2%和88.1%；该临界值对皮下免疫治疗(SCIT)及舌下免疫治疗(SLIT)均具预测意义。并且sIgE/tIgE比值的预测效能优于单独使用sIgE或tIgE水平。然而，Fujimura等[27]在日本雪松花粉SLIT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发现，基线sIgE/tIgE比值较低者更易获得症状改善。因此，基于现有研究，sIgE/tIgE比值在预测变应性鼻炎AIT治疗效果方面有一定价值，但治疗前sIgE/tIgE比值作为预测SLIT或SCIT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仍需更大规模的高质量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在临床实践中不建议将sIgE/tIgE比值作为独立决策依据，应结合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估及医生综合判断。同时，鼓励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以明确sIgE/tIgE比值在变应性鼻炎脱敏治疗疗效预测中的准确价值。

4.2.1.2. IgG

变应原特异性IgG4在治疗期间呈现显著升高特征，血清浓度可达基线水平10~100倍，但其与临床症状改善的相关性存在争议[28-30]。Li等[25]发现，SCIT应答者在剂量累加期结束时Der p23 sIgG4水平更高，且Der p23 sIgG4水平的增量也更大，因此综合预测模型中包含了Der p23 sIgG4较基线变化值这一生物学指标。鼻腔局部免疫应答研究证实，舌下免疫治疗(SLIT)组患者鼻腔灌洗液sIgG4水平显著高于未治疗组，提示局部免疫调节作用[31]。值得注意的是，血清sIgG4水平升高普遍存在于所有AIT受试者，但其变化可能受治疗性变应原暴露和自然暴露双重调控。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认为sIgG4水平可作为治疗依从性的客观监测指标，但因其缺乏疗效预测价值，不建议作为AIT临床疗效评估的独立生物标志物。

4.2.1.3. 血清IgE抑制活性

变应原免疫治疗(AIT)诱导的血清IgE抑制活性(包括IgE阻断因子IgE-BF和IgE促进的变应原结合IgE-FAB)可作为临床疗效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多项临床研究显示，在AIT维持阶段初期(2个月)检测的IgE-FAB和IgE-BF水平变化，与后续花粉季节(6个月)及12个月时的症状改善呈显著负相关(r=-0.25~-0.28)，其预测价值在草花粉和桦树花粉AIT中尤为突出[5, 32-3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抑制活性的增强效应可持续至治疗结束后2年，且与症状评分及药物使用减少量存在明确量效关系[8]。基于上述证据，专家组建议将IgE抑制活性检测作为AIT疗效监测的补充工具，特别是在治疗早期(维持阶段起始时)进行动态评估，有助于优化长期管理策略。

4.2.1.4. IgA

研究表明，舌下免疫治疗(SLIT)可显著诱导鼻腔灌洗液及血清中变应原特异性IgA水平升高，而皮下免疫治疗(SCIT)未见类似效应，提示SLIT可能通过黏膜途径激活局部免疫应答[34]。IgA2亚型作为黏膜免疫关键效应分子，其水平在AIT治疗2年后方显著上升，表明其诱导具有时间依赖性特征，与IgG4的早期升高模式存在差异[35]。此外，唾液IgA、IgE及IgG4的动态变化可能为SLIT疗效评估提供非侵入性监测指标，但其临床意义仍需进一步验证[36]。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认为黏膜IgA及IgA2水平可反映SLIT特异性免疫调节机制，但受限于其迟发性特征及检测复杂性，不建议作为常规疗效监测指标；唾液免疫球蛋白谱系或可作为SLIT治疗应答的探索性生物标志物，需结合多中心研究明确其预测价值。

4.2.2. 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

AIT的机制是诱导机体对变应原产生免疫耐受，由Th2优势应答向Th1优势应答转变。目前有研究发现，AIT之后，血清中2型炎性因子IL-4、IL-13以及趋化因子eotaxin等的表达水平下降，Ⅰ型炎症因子干扰素γ(IFN-γ)、IL-12以及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TGF-β等的表达增加[37]。然而，也有研究报道并没有发现这些细胞因子随着AIT而发生明显的变化[38]，与AIT临床结局也无明显相关。因此，上述细胞因子在血清中的表达水平能否作为AIT疗效监测与预测的指标尚且存在争议。有研究提出，局部细胞因子水平可能更能反映AIT的免疫学和临床效应[39]，但目前对于局部细胞因子的研究较为缺乏，值得进一步探究。

4.2.3. 免疫细胞表面分子及其活性

4.2.3.1. 调节性B细胞

Bregs是一种免疫抑制细胞，可分泌IL-10、TGF-β和IL-35 3种抑制性细胞因子，在变应原耐受的诱导和维持中发挥作用。Zissler等[40]对蒿草过敏(grass-pollen，GP)的AIT患者研究中发现产生IL-10的B细胞数量显著增加，并且与Th1和Th17细胞减少相一致，提示Bregs也参与到AR患者体内的免疫耐受。

4.2.3.2. 调节性T细胞(Tregs)

根据细胞表面的标志分子，调节性T细胞主要分为胸腺来源的Tregs和外周诱导的Tregs。后者包括1型Treg(Type1 regulatory T，Tr1)细胞和IL-35诱导性Treg(IL-35 inducible regulatory T，iTr35)细胞。Tr1主要分泌IL-10、TGF-β和颗粒酶B，iTr35主要分泌IL-35。Shamji等[41]发现与未治疗的AR患者相比，SLIT的患者体内iTr35及其产生的IL-35的数量增加。Varona等[42]对发现活化的记忆性Treg(activated memory treg，amTreg)细胞数量增加，与嗜酸性粒细胞数量降低、血清sIgE水平下降以及患者临床症状减轻有关。Qiao等[43]发现PU-1+Treg与TNSS、sIgE、IL-5、IL-6水平呈正相关，AIT可降低AR患者体内PU-1+Treg细胞的比例，表明PU-1+Treg细胞数量可作为监测AIT对AR治疗效果的指标。Tregs在AIT中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减轻过敏症状，iTr35、amTreg和PU-1+Treg等不同类型的Treg细胞在AIT的疗效监测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4.2.3.3. 辅助性T细胞(Tfh)

AIT通过抑制患者体内Th2细胞炎性反应发挥作用。接受AIT的AR患者外周血中变应原特异性CD4+T细胞的数量下降，Th2A细胞是其中主要减少的细胞亚型，并且研究发现Th2A细胞下降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同步变化。患者鼻腔黏液中Th2A细胞效应因子IL-4、IL-5和IL-13接受AIT后被显著抑制[44]。也有研究表明，AIT后Th2细胞中存在凋亡标志物PD-1和CTLA-4上调[45]，使Th2细胞减少。同时，AIT促进Th2细胞向Th1细胞免疫偏移。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经常观察到Th2/Th1平衡的变化，在基线时该比值也有预测潜力[46]。专家组认为辅助性T细胞(特别是Th2细胞)在AIT的疗效监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具体的截断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4.2.3.4. 嗜碱性粒细胞活化标志物

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basophil activation test，BAT)通过检测CD63/CD203c等表面标志物表达水平，可作为评估免疫应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其机制涉及变应原特异性IgE交联触发的脱颗粒及炎症因子释放。多项研究证实，AIT治疗后嗜碱性粒细胞活化水平显著降低，且与SCIT疗效相关[47-49]，但部分研究未观察到其与SCIT或SLIT的临床关联性[50]，可能与检测方法标准化不足及患者异质性有关。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认为BAT具有动态监测AIT免疫调节效应的潜力，但其临床应用需严格统一实验流程(如激活阈值设定、变应原刺激浓度等)，并联合症状评分等临床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建议在高水平临床研究中进一步验证BAT的预测价值，目前暂不推荐作为常规疗效判定标准。

4.2.3.5. 嗜酸性粒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EOS)浸润是过敏性炎症的核心特征，AIT可显著抑制鼻腔EOS聚集，其效应具有治疗时长依赖性：长期AIT(≥1.5年)较短期治疗更显著降低鼻腔EOS水平[51]，且联合AIT与传统疗法可进一步减少鼻腔黏膜及痰液EOS数量[52]。然而外周血EOS计数与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较弱，仅可作为辅助参考指标[53]。在生物标志物层面，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CP)作为经典活化标志物已被证实与AIT疗效相关[54]，而嗜酸性粒细胞衍生神经毒素(eosinophil-derived neurotoxin，EDN)因高稳定性、多体液可检测性及细胞特异性优势，成为更具潜力的候选标志物[55-57]，但目前尚无研究将其应用于AIT疗效评估。因此，鼻腔EOS浸润程度可作为AIT局部抗炎效应的客观指标，推荐在临床试验中结合鼻黏膜细胞学检测进行动态监测；EDN的生物学特性支持其作为新型疗效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价值，但仍需需通过多中心研究验证其与AIT临床终点的关联性。

4.2.3.6.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在过敏性炎症中的角色尚存争议，但其表面标志物(如CD66b、髓过氧化物酶MPO)及活化产物的动态变化可能反映AIT疗效。研究表明，AIT可显著降低鼻腔灌洗液中CD66b+MPO+中性粒细胞数量，但鼻拭子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在SCIT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58]。此外，系统性炎症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及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比率(ENR)与AR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但其作为AIT疗效标志物的价值仍需验证[59-61]。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认为：中性粒细胞相关标志物(如MPO、CD66b)及炎症比率(NLR/PLR)可纳入AIT机制研究的探索方向，但其检测方法标准化不足、结果异质性较高，暂不推荐作为临床疗效评估指标。建议未来研究聚焦中性粒细胞亚型功能分型及多组学分析，结合局部(鼻腔)与系统性免疫应答动态监测，以明确其在AIT疗效预测中的潜在价值。

4.2.3.7. 先天固有淋巴细胞

2型固有淋巴样细胞(ILC2)作为Th2型炎症的核心效应细胞，其功能异常与过敏反应密切相关[62]。AIT可显著抑制ILC2增殖并诱导调节性IL-10+ILC2亚群扩增，后者通过修复上皮屏障完整性及抑制Th2活性促进免疫耐受，且SLIT后IL-10+ILC2数量与症状严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63]。SCIT治疗可降低过敏患者外周血ILC2和ILC3水平，同时上调ILC1比例，但其变化与临床疗效的因果关系仍需验证[64]。总体而言，ILC2动态变化(尤其IL-10+亚群)可作为评估AIT免疫调节效应的潜在标志物，但需通过多中心研究建立标准化检测流程及临界值；未来应聚焦ILC2功能异质性(如代谢调控、表型可塑性)与AIT长期疗效的关联机制，并探索靶向ILC2的联合治疗策略以优化疗效预测模型[62-64]。

4.2.3.8. 单核-吞噬细胞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MPS)在免疫耐受建立中发挥关键作用。单核细胞亚群(经典CD14++/CD16－、中间CD14+/CD16+及非经典CD14－/CD16++)分化为树突状细胞(DCs)或巨噬细胞后，通过调控抗原呈递和细胞因子分泌参与AIT疗效。研究表明，SLIT可诱导单核细胞源性M2型巨噬细胞(CD163+/CD206+CD86+)扩增，并通过唾液-变应原接触促进IL-10分泌，提示其作为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潜力[65-66]。调节性树突状细胞(DCreg)在AIT中通过抑制炎症反应发挥核心作用，SLIT治疗可显著下调Th2极化相关标志物(CD141、GATA3、RIPK4)，同时上调DCreg标志物(C1QA、STAB 1)，并在治疗2~4个月时通过DC2/DCreg标志物组合(CD141/GATA3/RIPK4/C1QA/FcγRIIIA)实现临床应答者的早期鉴别(敏感性90.48%，特异性61.9%)[67]。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建议：单核细胞亚群动态及DCreg标志物(如C1QA、STAB 1)可作为AIT免疫调节效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但其临床应用需解决检测标准化及阈值界定问题；推荐在高水平临床研究中验证DCreg相关分子组合的预测效能，并探索其与症状评分的整合模型以优化疗效监测体系。

4.2.4. 其他

变应性鼻炎AIT的多组学生物标志物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蛋白质组学分析显示，血清白三烯A4水解酶(LTA4H)及CTHRC1、WDR89等蛋白的动态变化与AIT疗效相关，鼻腔黏液中APOA2、C3等蛋白谱改变提示免疫调节效应，但尚未形成标准化预测体系[68-70]。代谢组学研究表明，SLIT有效组患者乳酸、花生四烯酸等代谢物特征显著改变，其涉及糖酵解及脂肪酸代谢通路；SCIT治疗中11(S)-HETE等代谢物差异可区分不同变应原方案，提示代谢重编程与疗效关联[71-72]。表观遗传学证据表明，AIT可逆转FOXP3基因甲基化状态，促进Treg功能并增强免疫耐受，其甲基化水平或为疗效评估新靶点[73]。鼻腔一氧化氮(nNO)联合NOS2检测在儿童SCIT疗效预测中展现潜力，但仍需大样本验证[74]。基于现有证据，专家组建议：①进一步验证LTA4H、FOXP3甲基化及nNO/NOS2组合的预测效能；②推进代谢标志物(如11(S)-HETE、鞘氨醇)的机制研究及临床转化；③制定蛋白质组/代谢组检测标准化流程，明确阈值界定及动态监测时间窗。未来需通过多中心研究探索标志物组合与症状评分的整合策略，建立多组学联合评估模型，以优化AIT疗效预测体系。

4.2.5. 生物标志物评估指标的局限性

目前，AIT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性：①大部分研究处于基础阶段，免疫细胞标志物的检测方法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较高的费用和复杂的操作流程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②目前的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需要进行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对各种指标加以验证，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③对各类生物标志物水平的检测时间点尚不明确，不同试验结果可能存在观察偏倚。④部分研究只关注客观指标的变化而忽略了与患者主观症状的关联，使结论的可靠性降低。最后，许多试验局限于单中心研究，样本量受限。未来仍需更大规模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及充足的真实世界的研究来补充相关循证学证据。

5. 总结和展望

本共识根据国内外的指南和临床研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制定，旨在为AIT的疗效评估提供参考。推荐现阶段以患者TNSS评分、VAS评分、RQLQ评分等主观症状的改善情况作为AIT疗效评估指标。如条件允许可结合鼻腔激发试验判断疗效。目前的临床研究也发现了包括外周血特异性IgG4等众多与AIT疗效有关的生物学指标，可与患者的主观评分结合使用，但尚须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来确定各指标的截断值与参考范围。

疗效评估时还需注意，AIT疗效监测与预测进行的时机不同，疗效监测一般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而在治疗开始前和治疗过程中都可以对疗效进行预测。可用的有效指标是否由于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还需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明确。同时疗效监测与预测的指标可能存在重叠，它们在解决治疗过程中监测疗效、治疗开始前预测短期疗效以及治疗周期中预测远期疗效这3类临床问题时，可能需要进行分类研究加以探讨，以便准确筛选出相应的指标观察AIT的疗效。此外，不同途径AIT的免疫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生物标志物的预测效力是否存在差异也需进一步研究。

总之，AIT作为AR唯一的对因疗法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和患者共同选择，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来评估不同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建立合理的疗效评估和预测体系，从而进一步优化AR整体治疗方案，最终实现AR的精准治疗。未来多组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手段的应用有可能为AIT疗效评估生物学指标的探索带来突破。

专家组成员：

邓玉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罗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耳鼻咽喉科

刘琢扶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

孙苏光   武汉市第六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叶菁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王天生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陈建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

陆美萍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

姚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王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科

周维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刘蓓  武汉市第六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曾清香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耳鼻咽喉科

许元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过敏中心

杨钦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

杨玉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

刘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许成利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孙亚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洪海裕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变态反应中心

叶海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张立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

陈枫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

李华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

王洪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

李云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刘文龙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耳鼻咽喉科

许昱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娄鸿飞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

Funding Statement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No：2022YFC2504100)；国家自然基金(No：82271139、82271138、82271134、82471133、82571280)；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拨尖人才(No：0720240257)；河南省科技厅项目(No：LJRC2023009、SBGJ202302064、241111311100)；武汉市卫健委医学科学研究项目(No：WX23A06)；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No：WJ2023F049)；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No：2024BEG02013)

Footnotes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Contributor Information

李 华斌 (Huabin LI), Email: noseli@163.com.

王 洪田 (Hongtian WANG), Email: wht301@263.net.

李 云程 (Yuncheng LI), Email: whxhent30@163.com.

刘 文龙 (Wenlong LIU), Email: lwl20103@163.com.

许 昱 (Yu XU), Email: xy37138@163.com.

娄 鸿飞 (Hongfei LOU), Email: allergylh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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